柳宗元本族有一年轻人，“读孔氏书，为诗歌逾百篇”，可是不愿为“文儒事”，他遁入佛门，整日背着书箱，怀揣纸笔，独自行走在山水间。柳宗元本想让他继承文儒业，以光显柳氏家族，因而责怪他，但“终不可变化”。柳宗元想到“当世以文儒取名声为显官”的，入朝遭嫉妒受贬斥，连家乡都回不了的十有八九，就放他去了，还作序赠给他。柳宗元交游的浮图大都是儒者僧形，象本序的浩初，“闲其性，安其情，读其书，通易(经)论语，唯山水之乐”，他们富有文采，其实都是一些远离官场，放浪山水的儒者。柳宗元在《送僧浩初序》结尾说：他让李生础“以吾言示之”，给韩愈看，想知道韩愈看后作何解释。但韩愈没有只言片语的回复，只能让后人自己想象了。

我们从柳宗元在永州和柳州的生活和涉佛环境透出的形象看，他不但与那些迷佛至昏天黑地、满身妖气邪念的达官贵人不可同日而语，就是刘禹锡、白居易这样的人也难与之相比。柳宗元是究佛理，而刘禹锡是看破红尘，后来专心事佛。席砚间尽是经书，他钻研佛法，参禅悟道，迎来送往的都是僧人。他自己说：“予事佛而佞。”信天命是儒学的弱点，也是许多封建文人士大夫迷失佛教的一个根源。刘禹锡与柳宗元思想相通，他们对佛教的看法很相近，排解士途坎坷及心里的苦痛是他们涉佛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刘禹锡在这方面走的远了，而我们从《柳集》和史料里看不到柳宗元有这样的场景和文字。所以苏东坡在书写柳宗元碑文时拒绝写刘禹锡的碑。白居易更甚于此，他晚年中风后，潜心佛教，常在家搞斋戒，做道场。“女唤妻呼”都不应，连刘禹锡来了也不见，为此刘禹锡曾作诗取笑他。

唐人莫休符称柳宗元是“大儒”。莫休符岭南人，即广东川封(今封开县)人。他是大中五年(公元851年)钦提头榜状元，是宣宗朝很有影响的人物。时隔柳宗元不过几十年。莫休符曾在广西做官，当过融州刺史，晚年退居桂林，留心搜集奇观轶事，有《桂林风土记》传世。莫休符对柳宗元这一评价应该是真实地反应了唐人的看法。柳宗元究佛，以儒为体，兼通儒释，唐宋没有人能出其右。此处用的“究”字，本意是溪流的尽处，引申为穷尽，终极。柳宗元用大中之道究佛理，这我们在他涉佛诗文里随处可见。佛教也讲中道，但它是一种诡辩术，也就是林琴南说的“诡僻之言”。柳宗元深究佛理，不可能把佛教的中道和儒家的中道混同起来。治儒学他反对“道听途说”，对上古文章家典籍，仅各用一字就将其精髓道破；究佛理，他反对“言禅者”，“ 妄取空语”、“ 颠倒真实”，能洞达“最上乘”和“第一意”。

我们说过，儒释是两种本源，追求的终极不同。儒家用世，助君道。而佛家出世，求涅槃。儒释相互有影响，但不可能相融如一。历史是从混沌中走出来的。还是柳宗元说的好：“庞合猥附，不夷其高。”真正集大成者，合者庞杂，附者猥琐(庸俗)，也不伤其高。朱自清也看到这一点，他说韩愈虽创立道统说，但“他并没有传了甚么新的道”，就是说他没有自己的东西。柳宗元的“学问见解，却在韩之上，并不墨守儒言”。宋人后来形成的新儒学，教课书都说是受韩愈的影响，陈寅恪也主此说，其实这里有一些误区。宋新儒学的精髓，好多地方是柳宗元论说过的，韩愈只有道统虚名而已。遗憾的是历史有时被虚妄的惯性思维罩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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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生平：从一鸣惊人到一落千丈】
柳宗元年青时仕途比较顺利，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唐代规定，科举选士后，必须再经吏部考试才能授以官职。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二月，柳宗元中进士。五月，父亲柳镇在长安过世了。按当时礼制，柳宗元得守丧三年。守丧后柳宗元连续二年参加吏部考试，二十六岁时考取了博学宏词科，被授予集贤殿正字，这是一个校正图书典籍的从九品上的小官。职位虽卑，但毕竟是进入官场的开端，柳宗元对这一官职是比较在意的。他无论在给高伯祖柳浑写行状，还是书写官样文章，都要郑重其事的写上“集贤殿正字”的字样，以示重视。柳宗元在这个职位上待了二年。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柳宗元调蓝田县做县尉。蓝田县是长安附近的畿县，也就是京城的直管县。县尉是一个“正九品下”的小官，管追捕盗贼等司法刑事。柳宗元做县尉也待了两年，可他并没有到任，一直被京兆尹韦夏卿留在身边做文书。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柳宗元调回京城，做了监察御史里行。监察御史是御史台官员，里行是见习的意思。监察御史的官位级别也不是很高，正八品上，但权力很大，凡朝廷内外，文武百官，都要接受其监察。官至监察御史，算是步入上层社会的官场生活。柳宗元与刘禹锡同年中进士，又同年为监察御史，二人与已在御史任的韩愈交好。三个年青人无话不说，对未来充满了憧憬。这时的柳宗元在朝廷内外已享有很高的声望，其风采怡人，心气高傲；他呼朋唤友，议论时政；跃跃欲试，图谋干一番大事业。可人生有时很奇异，不经意间可能巧逢机遇，也可能会走背字遭不测，柳宗元这两件事都赶在一起了。公元805年，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运动，他不但没有借势把自己送上天，反而却因此被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永贞革新的始作俑者是王叔文。王叔文，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出身寒微。父亲做过城尉，左金吾卫兵曹一类小官。王叔文是个很有见识的读书人，他为人“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又“知书，好言道理”，常向人讲治世为人之道。王叔文善辩，“能以口辩移人”。因此深受德宗赏识，以棋待诏进入东宫服侍太子李诵。在东宫时，王叔文常和太子李诵说人间疾苦，论辩为君之道，深得太子李诵的信任。王叔文在东宫侍奉太子李诵十八年，可见两人君臣相交相知之深。《旧唐书•王叔文传》记载这样一件事：说太子曾与众侍读论说为政之道，讲到宫市之弊时，太子说：我去见父皇时，一定好好说说这件事。众人同口称赞，唯有王叔文一言不发。事后，太子问王叔文：论宫市时，先生为何不说话？王叔文说：太子的本分是侍奉皇上，除视膳问安之外，不应干预朝事。陛下在位岁久，如果小人离间，说你收买人心，你怎么解释？太子醒悟说：没有先生，我那能听到这样的话。自此更加依重叔文。宫中的事，都由王叔文裁决。王叔文每每对太子说：某人可以为相，某人可以为将，这些都是你掌权时可用的人。王叔文还私下密结当代知名之士，与韦执宜、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十数人，定为死交。从中可以看出，王叔文是一个很有城府的人，他与太子李诵图谋革新政治的谋划远非一日，很早就在人事上做了布局。所以，太子李诵一继位，革新派刚掌朝政，就急不可待地对德宗朝的三大弊政下手，风风火火地推行起改革的新政来。革新派免除赋税，放还宫女，罢宫市，禁五坊小儿，停宦官奉钱，贬惩贪官李实，诏用贤臣。王叔文亲掌盐铁转运使，控制国家经济命脉。进而抑制藩镇，谋夺宦官兵权。革新派不分白天黑夜，夜以继日地谋划着施政大计，以至到了如醉如狂的地步。革新派都是天下才子，柳宗元是其中的佼佼者，永贞革新期间他被升迁为礼部员外郎，专管诏书和奏章一类重要事务。《旧唐书•柳宗元传》说：“顺宗继位，王叔文、韦执宜用事，尤奇待宗元。叔文欲大用之。”另据史书记载，永贞年间，政令每每都经“叔文与柳宗元等裁定”。王叔文对柳宗元和刘禹锡的话“言无不从”，当时人们不敢直呼其名，时称“二王、刘、柳”。

这时追利求官者也纷至沓来。当时革新派家的门前，昼夜车马如市。为见王叔文等人，这些人整日守在酒店，宿费狂涨千钱，也在所不惜，其疯狂之势可见一斑。这时，革新派内部出现了腐败受贿的现象。王伾收珍玩贿赂，岁时不绝。他在室中放一无门大柜，开一窟窿，以藏金宝，其妻寝卧在上面。而那些求利者一旦欲望没得到满足，就会反目成仇，转而攻击革新派。这时，宦官借势操纵藩镇拥立宪宗做太子，又上书让其监国，革新运动刚刚开始，还不到半年，就被剿杀了。

对革新运动这么快就失败了，历代众说纷纭。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分析一下。封建社会是以皇权为中心的的家天下，说皇帝是人间的神，可以统治一切。可顺宗是个病神，连话都说不出来，只能靠“转相结构”理政。所谓“转相结构”，是指王叔文坐翰林院决事，由王伾出入内宫，通过宦官李忠言、顺宗身边的美人牛昭容，在顺宗间往返传递，再经王叔文等人决策后，交给宰相韦执谊施行。这样的执政手段是很脆弱的，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政令都没法施行。宦官先是削去王叔文翰林学士，使他没法在翰林院决事。后来宦官完全掌控了顺宗，革新派就土崩瓦解了。革新派的执政基础很薄弱。顺宗即位时，最高权力层居相位的四人，翰林学士五人。其中七人抵制和排斥王叔文等人。就连革新派召回的韩皋，他是韩泰的本家兄弟，也凭籍贵门，不愿依附王叔文。柳宗元后来慨叹说，满朝文武知己者十几人而已。而内讧更是在革新派心上插了一把刀。韦执谊是个机会主义分子。做翰林学士时，收贿为人求科第，行经相当卑下。起初他看顺宗信用王叔文就主动与之交往。可做了宰相后，为了自保，他两面三刀，处处与王叔文相对，后来干脆不听招呼，二人形同水火。这恰好给宦官和藩镇以可乘之机。革新失败后，韦执谊知祸将至，虽还在位，可办事时奄奄无气，连听到脚步声都吓得心惊肉跳，哀泣之状让人有些不耻。其实，这时藩镇和宦官的势力已没法撼动了。为此藩镇韦皋才敢对王叔文说：你把三川给我，当以死相助，不然你就等着看吧。根本不把革新派放在眼里。据史书记载：德宗时禁军已扩大到十五万。后来武宗时左右神策军每军十万。而当时节度使手下能作战的最多不过三五万，少的仅一万。唐代士人和外藩依附宦官求媚取利求官的屡见不鲜。永贞革新时带头攻击革新派的藩镇裴均和严绶是宦官的养子和傀儡。宦官后来借着谋夺兵权失手把革新派都赶下了台。这是革新派施政的一大失误。当时王叔文想借老将范希朝统军，派韩泰去接管神策军，说是消息走露，其实是被人出卖了。范希朝本是神策军夙将，与宦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宪宗即位，他不但没受王叔文牵连，反而得到了升迁。王叔文等人，儒者气质甚伟，是一群循规蹈矩的文人，不会用权谋，更少阴谋、机变。革新四面出击，造成到处受敌，这是一大忌。后来，宦官和旧派朝臣议论太子时，王叔文默言不语，但吟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感慨流涕。屋漏偏逢连阴雨，这时王叔文又遭母丧，按礼制，他得离职守丧。王叔文在翰林院置酒，邀宦官李忠言和俱文珍等人，他说自己离职，百谤会至，想求各位帮忙，结果当场遭到俱文珍的驳斥，而叔文无言以对。想凭杯酒释憾于宦者，书生气太可怜了。其实对革新的危局，革新派吕温，头脑比较清醒，看得比较远，思虑也深，他不主张谋划未妥就强行发难，可当时革新派被逼得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了。现在人好像不大理解那些事，在那个社会，士大夫能容忍宦官和藩镇祸害社会，却容不下柳宗元这些身分低微的人改变它。宦官和藩镇是皇帝身上的赘肉，再臭在他们看来也是香的。历史向来是成者王侯，败者寇。常人想象不到的机缘也可能成就不朽的历史功业。当时革新如果成功的话，按柳宗元等人的想法推行新政，中国历史可能会改写。但历史并不是后人可以按常规随便来想象的。可惜的是历史并没有給柳宗元他们表现的机会。

宦官和旧臣拥立宪宗为太子，不合顺宗的本意。顺宗担心宪宗强势和工于心计，欲另有所立。可在宦官和旧臣的威逼下，没有行动能力的顺宗只能屈从了。说到“择君置臣之道”，王叔文和顺宗一样，反对立宪宗为太子。据说，王叔文等人私下秘谋另立新太子，可惜还没来得及做就失败了。王叔文也因此遭到了杀身之祸，被贬的第二年就被赐死了。皇权争斗，杀兄弑父是历史上的常事。宪宗即位时已二十七岁了，早已过了混沌的年龄。他掌权后，很快就和宦官一起，把碍眼的顺宗和影响他皇位的族兄都处理掉了。为了掩盖弑父的事，宪宗厚葬顺宗，甚至用活人“生殉”，还给自己加“孝德”的尊号。崔群是宪宗的宠信的宰相，只因对这件事说了不同的意见，就被贬放了出去。历史就是这样，许多事都被当事者故意隐匿了。参与永贞革新的宦官李忠言和牛美人，他们后来的去向史书没有记载，可下场是不难想象的。而阻碍宪宗即位知其忤逆之事的八司马遭忌恨就更不难理解了。按唐制，贬官遇大赦或三五年会得量移，可宪宗即位改元，一年三次下诏令，反复重申不宽赦和“量移”柳宗元等人。元和元年正月尊顺宗为太上皇，六月册皇太后两次大赦又没有“八司马”。这年八月八月有诏命说：八司马等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柳宗元从此走上了不归的贬谪路

【玄奘大师略传】
玄奘大师西行图　　玄奘(602年-664年)，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译经师之一，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创始人;俗姓陈，名袆，出生于河南洛阳洛州缑氏县(今河南偃师);出家后遍访佛教名师，至天竺学习佛教。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一作贞观元年)，历经艰难抵达天竺。初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受学。后又游学天竺各地，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到长安，所译佛经，多用直译，笔法谨严，所撰又有《大唐西域记》，为研究印度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之重要资料。历代民间广泛流传其故事，如元·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明·吴承恩《西游记》等，均由其事迹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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