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就逼迫汉人穿女真人的衣服，留女真人的发型。金朝曾多次下达禁止中原人民穿汉服、保留原来的发式的规定，违抗者要处死。例如，天会七年（1129）六月，“行下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之”。
天会四年(1126)十一月，枢密院告谕两路指挥日：“今随处既归本朝，宜同风俗，亦仰削去头发，短巾、左衽。敢有违反，即是犹怀旧国，当正典刑，不得错失。”在女真统治者眼中，保留宋式装束即是“犹怀旧国”的证明，是必须受到惩罚的。天会七年(1129)，“金元帅府禁民汉服，又下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令下之日，各级官吏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加以执行。如代州守刘陶“执一军人于市，验之顶发稍长，大小且不如式，斩之”。解州耿守忠“见小民有衣犊鼻者(即汉人作工时的围裙)，亦责以汉服斩之。生民无辜被害不可胜纪。时复布帛大贵，细民无力，坐困于家，莫敢出焉”。女真统治者对本民族文化的强力推行，使得汉民难以得到保持旧俗的外部环境，不得不接受统治者的要求，改装易服，从而逐渐胡化于这种高压氛围之中。虽然后来女真对这种血腥的做法有所放宽，但影响并未结束，故在章宗承安五年(1200)还有“诸人衽发皆从本朝之制”的记载。
范成大于乾道六年(1170)出使金国，明显地感觉到中原地区的胡化变化：“东京……民亦久习胡服，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以北皆然，而京师尤甚。惟妇女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绝少，多绾髻，贵人家即用珠珑璁冒之，谓之方髻。”范成大使金，于所经途中逐地记下见闻感触，有不少反映了胡服的普及，如《相国寺》诗：“闻说今朝恰开寺，羊裘狼帽趁时新”；《丛台》诗：“祛服云仍犹左”等，可见“羊裘狼帽”等原属北方游牧民族的装束已经成为汴京市场上的畅销货，被视为蛮夷显著特征的“左衽”也得到了普及。如果说昔日文物荟萃之京师乃是微染胡韵，那么，今日已经是胡风遍地了!
七年后，同在归德府境内，周辉也察觉：“入境，男子衣皆小窄，妇女衣皆极宽大”，与南宋衣制迥异。不仅平民，连官吏也是如此：“绦反插，垂头于腰，谓之有礼。无贵贱皆着尖头靴，所顶巾谓之蹋鸱。”显然是受女真风气的影响。南宋嘉定四年(1211)，程卓出使金朝，在沃州柏乡县的一座汉光武庙中，看见壁绘云台二十八将竟然也都是左衽，由此可见胡俗普及的程度之深。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古训也遭到了破坏，金朝曾数次下达雉发令，强制“南人”髡发，虽然遭到强烈反抗而有所松弛，但是由于女真衽发制度始终处于强势主流地位，历经几十年的流变和互相融合，包括河南地区在内的绝大多数南人也都雉发左衽了，“男子髡顶，月辄三、四髡，不然亦闷痒。余发作锥髻于顶上，包以罗巾，号日蹋鸱。”如此装束让曾经是同一民族的南宋使者觉得如同见到鬼魅一般。本来是同一王朝统治下的族胞，在异族统治之下却完全变成了另一番奇异模样，难免南宋使者们发出“百年邻鑫幕，今日聚妖氛。”的长叹了。
楼钥《北行日录》记载了一则出使金国路经浚州城的一段小插曲：“道遇细车自北来。先牌云：蔡州都巡检使宅眷，与接伴使有连，各下车相见。一妪一妇与正使皆胡跪拱手摇肘为礼，然后立谈良久而去。”
陆游诗云：“上源驿中槌画鼓，汉使做客胡做主，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宣和妆”的忘却，“女真语”的习成，均显现了中原“南人”的胡化转变。
元朝于钦修《齐乘》，描述这一变化即感叹到：“唐虞三代风化尚矣!春秋以降，列国殊俗，去古未远。自秦汉以后千八百年，总天下风俗五变愈下：盖自汉至西晋一变，五胡南北至隋一变，隋唐至安史之乱一变，五代一变，宋金之交又一变。安史灭君臣之义未尽，至五代则几矣；五胡南北华统未断，迨金宋则绝矣。”这一时期正经历着最为深刻的“华统之变”，被视之为“天下之中”、正统所系的中原地区已经胡风尽染，以后的中原从严格意义上而言只能成为胡化了的中原了。
金元时期南北汉人的分裂已是事实。
自唐灭亡以后，汉族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无法完成大一统，除了明朝以外，其他时间里不是被异族征服就是只能和异族南北割据，根本不存在称霸这回事（甚至明朝在很多人看来也是割据分裂比如谭其骧）。汉族的衰落既不是从1840年，也不是从1644年开始，而是从907年就开始了，而这一苗头甚至可以追溯到755年的安史之乱。
汉族不是偶然地被元、清征服，而是进入持续一千多年的衰弱期后所必然遭遇的失败。如果没有朱氏父子逆天改命，在整体衰退的大环境下为汉人打了一针强心剂，维持住了汉民族的基本盘，现在“汉人”和“南人”是不是一个民族很难说了。
天会四年(1126)十一月，枢密院告谕两路指挥日：“今随处既归本朝，宜同风俗，亦仰削去头发，短巾、左衽。敢有违反，即是犹怀旧国，当正典刑，不得错失。”在女真统治者眼中，保留宋式装束即是“犹怀旧国”的证明，是必须受到惩罚的。天会七年(1129)，“金元帅府禁民汉服，又下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令下之日，各级官吏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加以执行。如代州守刘陶“执一军人于市，验之顶发稍长，大小且不如式，斩之”。解州耿守忠“见小民有衣犊鼻者(即汉人作工时的围裙)，亦责以汉服斩之。生民无辜被害不可胜纪。时复布帛大贵，细民无力，坐困于家，莫敢出焉”。女真统治者对本民族文化的强力推行，使得汉民难以得到保持旧俗的外部环境，不得不接受统治者的要求，改装易服，从而逐渐胡化于这种高压氛围之中。虽然后来女真对这种血腥的做法有所放宽，但影响并未结束，故在章宗承安五年(1200)还有“诸人衽发皆从本朝之制”的记载。
范成大于乾道六年(1170)出使金国，明显地感觉到中原地区的胡化变化：“东京……民亦久习胡服，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以北皆然，而京师尤甚。惟妇女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绝少，多绾髻，贵人家即用珠珑璁冒之，谓之方髻。”范成大使金，于所经途中逐地记下见闻感触，有不少反映了胡服的普及，如《相国寺》诗：“闻说今朝恰开寺，羊裘狼帽趁时新”；《丛台》诗：“祛服云仍犹左”等，可见“羊裘狼帽”等原属北方游牧民族的装束已经成为汴京市场上的畅销货，被视为蛮夷显著特征的“左衽”也得到了普及。如果说昔日文物荟萃之京师乃是微染胡韵，那么，今日已经是胡风遍地了!
七年后，同在归德府境内，周辉也察觉：“入境，男子衣皆小窄，妇女衣皆极宽大”，与南宋衣制迥异。不仅平民，连官吏也是如此：“绦反插，垂头于腰，谓之有礼。无贵贱皆着尖头靴，所顶巾谓之蹋鸱。”显然是受女真风气的影响。南宋嘉定四年(1211)，程卓出使金朝，在沃州柏乡县的一座汉光武庙中，看见壁绘云台二十八将竟然也都是左衽，由此可见胡俗普及的程度之深。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古训也遭到了破坏，金朝曾数次下达雉发令，强制“南人”髡发，虽然遭到强烈反抗而有所松弛，但是由于女真衽发制度始终处于强势主流地位，历经几十年的流变和互相融合，包括河南地区在内的绝大多数南人也都雉发左衽了，“男子髡顶，月辄三、四髡，不然亦闷痒。余发作锥髻于顶上，包以罗巾，号日蹋鸱。”如此装束让曾经是同一民族的南宋使者觉得如同见到鬼魅一般。本来是同一王朝统治下的族胞，在异族统治之下却完全变成了另一番奇异模样，难免南宋使者们发出“百年邻鑫幕，今日聚妖氛。”的长叹了。
楼钥《北行日录》记载了一则出使金国路经浚州城的一段小插曲：“道遇细车自北来。先牌云：蔡州都巡检使宅眷，与接伴使有连，各下车相见。一妪一妇与正使皆胡跪拱手摇肘为礼，然后立谈良久而去。”
陆游诗云：“上源驿中槌画鼓，汉使做客胡做主，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宣和妆”的忘却，“女真语”的习成，均显现了中原“南人”的胡化转变。
元朝于钦修《齐乘》，描述这一变化即感叹到：“唐虞三代风化尚矣!春秋以降，列国殊俗，去古未远。自秦汉以后千八百年，总天下风俗五变愈下：盖自汉至西晋一变，五胡南北至隋一变，隋唐至安史之乱一变，五代一变，宋金之交又一变。安史灭君臣之义未尽，至五代则几矣；五胡南北华统未断，迨金宋则绝矣。”这一时期正经历着最为深刻的“华统之变”，被视之为“天下之中”、正统所系的中原地区已经胡风尽染，以后的中原从严格意义上而言只能成为胡化了的中原了。
金元时期南北汉人的分裂已是事实。
自唐灭亡以后，汉族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无法完成大一统，除了明朝以外，其他时间里不是被异族征服就是只能和异族南北割据，根本不存在称霸这回事（甚至明朝在很多人看来也是割据分裂比如谭其骧）。汉族的衰落既不是从1840年，也不是从1644年开始，而是从907年就开始了，而这一苗头甚至可以追溯到755年的安史之乱。
汉族不是偶然地被元、清征服，而是进入持续一千多年的衰弱期后所必然遭遇的失败。如果没有朱氏父子逆天改命，在整体衰退的大环境下为汉人打了一针强心剂，维持住了汉民族的基本盘，现在“汉人”和“南人”是不是一个民族很难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