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雁门郡的研究自八十年代起至今已有不少的成果，但是对于雁门郡的变迁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从雁门郡设立到撤销，它的辖境、治所一直都在变，而两汉之际，雁门郡的变化十分明显且与&事制度、民族政策等因素关系密切，故以两汉时期的雁门郡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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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区划的变迁
雁门郡，战国时赵武灵王初置，秦、西汉时郡治所在善无，东汉时治所移到阴馆，三国魏时又移治广武，隋唐时期曾一度被废除，但是隋大业、唐天宝和至德时又曾短暂的改代州为雁门郡，至此之后再无雁门郡这一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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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疆域来看，东汉较西汉国土有所收缩，较为明显的有两处，一是放弃了领东地，“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弃领东地，悉封其渠帅为县侯，皆岁时朝贺。”[1](P2817)也就是放弃了今天朝鲜半岛的东北部；二是失去对西域西北部的控制，顺帝永建二年（127年）击败了焉耆之后龟兹、于阗等十七国都归附了汉朝，“而乌孙、葱领已西遂绝”。[1](P2912)东汉对边疆地区领土的控制要比西汉相对薄弱一些，边疆地区除了西南部有所开拓外，总体都在收缩，而雁门郡作为北部边郡，在东汉时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第二，雁门郡管辖范围的变化。两汉雁门郡南北界限的差异显而易见，西汉雁门郡最北可达到北纬42度，南界在句注山附近，东汉时最北则在北纬41度，向南却到了之前太原郡北部。西部边界，东汉时有所收缩，西汉时属于雁门郡的善无、中陵以西，桐过以东成为定襄郡。东部变化较为简单，东汉时把之前属于代郡的卤城纳入雁门郡辖区。总体来说，雁门郡的管辖范围南北跨度较大，东西范围较小，两汉相比，东汉在南北方向和东西方向都有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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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雁门郡下辖县址的分布。总的来说，两汉雁门郡下设县址分布都是由北向南逐渐增多密集。西汉时期除去雁门郡北部没有在今内蒙古地区设县，其余下辖各县分布还较为均衡，如今山西、内蒙古交界地带，就分布有强阴、沃阳两个县，此外沃阳也是郡西部都尉的治所；今山西北部除了郡治所善无外，还有武州、平城、中陵四县，平城同时也是郡东部都尉的治所；雁门郡南部地区则有繁畤、阴馆、楼烦、汪陶、剧阳、崞、埒、马邑八县。东汉时期雁门郡下辖县基本集中在南部，有楼烦、埒、马邑、阴馆（郡治所）、汪陶、剧阳、繁畤、崞八县，县治分布与㶟水走向一致，且新增了卤城、广武、原平三县，此三县原属太原郡，其分布已在句注山以南，也就是说东汉时雁门郡南部设有十一县。两汉雁门郡都下辖十四县，但东汉十一县密集的分布在南部，剩余三县从北到南依次是在今内蒙古境内设有强阴一县；今山西北部设平城一县；和在今偏关县东北贾堡村的武州县。

第四，就雁门郡的人口来说，人口数量下降十分明显，西汉时“雁门郡，户七万三千一百三十八，口二十九万三千四百五十四。”[2](P1621)东汉时“雁门郡，十四城，户三万一千八百六十二，口二十四万九千。”[1](P3525)到东汉时雁门郡人口减少了四万四千四百五十四人。
综上所述，对比两汉雁门郡的变化，可以明显的看到雁门郡有向内收缩的趋势。两汉雁门郡在郡治所、下辖县址和人口在东汉时都在向南部迁移；从管辖范围来看，东汉的雁门郡北部、西部明显收缩，南部范围明显扩大，东部也稍有扩大。

二、雁门郡&事地位的变迁
从上文可以清楚地看到雁门郡治所南移以及所辖县治向南集中的变化，两汉间雁门郡的这种变化又反映出了什么问题？
山西地势险要，形成&立而封闭的地理环境，东西南北皆有屏障，而雁门郡则是山西甚至是中原地区的北部屏障，是一个具有重要&事战略意义的拊背扼吭之地。雁门郡的&事作用是它的突出特点，从这一特点出发进行分析，行政区划上的变迁，也是雁门郡&事地位的变迁的一种表现，明显体现出雁门郡&事地位的下降，对比两汉雁门郡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表现。
第一，罢省郡都尉。西汉时雁门郡内设有东西部都尉而东汉时不再设置。都尉，即秦时的郡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2]（P742）张晏对都尉的解释是：“主诸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故曰尉。”[2]（P735）都尉主要掌管郡内&事，和太守都是二千石的级别，这一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西汉边郡设置都尉比内地要多，而且北方边郡设置的都尉多以东西方向排列来抵御匈奴，在边郡治所之外的地方再设都尉，“反映的是汉代对于边&防线的因应措施”。[3]（P90）东汉建武六年光武帝下诏罢省诸郡都尉，虽然在边&地区还保留了一些，但是雁门郡的却被废除了。由此可见，雁门郡&事作用的减弱及其&事地位的下降。

第二，从战争情况来看。汉匈在雁门郡的战争都集中在两朝建&初年，西汉主要是在从高祖到武帝时期，东汉则集中在光武帝时期。西汉在雁门郡境内发生战争的次数和规模比东汉时更多更大。西汉时汉匈在雁门郡发生的战争主要在以下时间，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汉景帝后二年正月（公元前142年）和三月、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秋）、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冬）、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秋）、汉武帝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等。雁门郡是匈奴南下的必经之地，时常受到侵扰，西汉&&出征匈奴也要在此集结，所以这一时期雁门郡战事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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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建立时无暇北顾，于是建武元年（公元25年）汉人卢芳与匈奴勾结，并被匈奴立为汉皇帝，卢芳发展到建武五年已经占领了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所以东汉初期的汉匈战争主要是针对的是匈奴扶植的卢芳这一&据势力，从时间跨度和战争规模上都不及西汉。正因为无暇顾及，这一时期还对雁门郡吏民进行了内徙。建武九年（公元33年），“徙雁门吏人于太原”。[1]（P55）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二月，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1]（P64）让雁门郡的官员百姓，向南或向东迁徙来躲避匈奴的掠夺。到了建武二十五年时南匈奴归附东汉，雁门郡不受匈奴侵扰以后建武二十六年又将官吏百姓迁回故地，雁门郡才有了一个较为和平稳定的环境。由此可见，东汉在北部边&地区的消极态度，和雁门郡&事地位的下降。

第三，从两汉任命的雁门郡太守来看。两汉时期各郡太守，严耕望的《两汉太守刺史表》所列西汉时期雁门郡太守较为详细准确，东汉时期的整理则有些许错漏之处。此书由于出版时间较早，而此后新发现的材料并未增补其中，比如，出土于1975年《鲜于璜碑》就记载了鲜于璜曾担任东汉雁门郡太守，所以在下表之中作了增补。另外，《两汉太守刺史表》记录东汉王泽为雁门太守的主要依据是《新唐书》中“霸生咸，咸十九世孙泽，字季道，雁门太守”。[4]但是，此条史料中有两个错误：其一，从王霸到王泽有二十代人，前人早已提出疑惑“霸当光武帝时，泽当灵、献时。自光武至灵帝一百六十余年，不应递传二十世”[5]平均8年即有一代人，这着实不太可能。其二，王泽担任雁门太守一职也许有误。《后汉书》记载“王柔字叔优，弟泽，字季道……柔为护匈奴中郎将，泽为代郡太守”，[1]）王泽是代郡太守而不是雁门郡太守。再看西晋太原王浚夫人华氏的墓志记述有“曾祖父讳柔，字叔优，故汉使节护匈奴中郎将雁门太守。”[6]在东汉时担任过雁门郡太守一职的是王泽的兄长王柔。从史料来源上来讲，墓志可信度高于史书；从时间上看，墓志是西晋时的，且此方墓志追溯的王泽是其曾祖父，相隔未远，不应有误。《后汉书》是南朝时编写的，《新唐书》则已经是宋朝了，因此墓志和《后汉书》记载会更为准确一些。具体见下表：

从出身以及任职事迹来看，西汉雁门郡太守多是平调或者升任，而东汉则由于史料缺乏，诸多事迹不详，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东汉时雁门郡&事地位的下降。西汉雁门郡太守大多都与匈奴交战过，有的甚至为抵御匈奴而战死，如冯敬、攘；还有人因与匈奴作战有功而任雁门郡太守，如杜缓。东汉时雁门郡太守记载较少，事迹也多不详，主要是由于东汉时南匈奴归附，北方边境战事较少，雁门郡也很少受到匈奴的侵扰，&事战略地位逐渐下降。
通过以上三方面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到雁门郡西汉时较高的&事战略地位，到东汉时已经明显下降。

三、雁门郡地位下降的原因
从前文已知两汉间雁门郡&事地位的下降，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事物是变化发展的，雁门郡的地位变迁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其一是汉朝，其二是匈奴。汉朝和匈奴也不是长期保持不变的，二者的各自的变化影响着雁门郡的变迁。
（一）东汉综合国力弱于西汉 在边疆的控制和经营方面，东汉明显不如西汉，究其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治。从西汉和东汉建&时的背景来看。汉高祖刘邦称帝是在公元前202年，打败项羽以后，虽依然有各国诸侯，但是实力不能与汉相比，于是“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9]不管各诸侯是情势所迫还是真心拥立，都说明楚汉战争之后，刘邦的势力远大于各诸侯，所以刘邦即皇帝位时拥有绝对的优势来保持政&的长期稳定。汉七年韩王信投降匈奴与匈奴勾结进攻汉地，刘邦亲率大军讨伐，只有全国稳定皇帝才会带兵去平叛，所以西汉立国时拥有较强的控制力并且政&处于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光武帝刘秀称帝是在公元25年，刘秀取得了河北地区的控制权后，“于是诸将议上尊号”，但这时整个国家还处在农民起&&、地方豪&&据的形势下，为统一全国，刘秀从建武元年到建武十六年，进行了15年的统一战争。所以统一全国期间，即使匈奴立卢芳为汉皇帝，占据着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刘秀也无可奈何。刘邦、刘秀立国从当时全国形势、拥立的势力、自身的实力来看，有着显著差别，刘秀的各方面情况都不如刘邦时，所以无法像西汉时那样重视边郡，在边地只能采取消极的态度。

西汉时开国功勋都是“布衣无赖”，而东汉的开国功臣集团则大多是地方豪强，都接受过儒家文化的教育，东汉时尚文轻武，提倡以柔道治国，正如刘秀自己所言：“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1]因而对边防的重视程度就不如西汉。
第二，经济。在中国古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活动就是农业，而农业深受气候的影响。两汉之际气候由暖而寒，西汉惠帝“五年冬十月，雷；桃李华，枣实。”[2]孝文帝“六年冬十月，桃李华。”[2]西汉初年出现暖冬，在冬季里桃、李就可以开花，可见当时气候之温暖。西汉初期气候温暖，适宜农作物生长，因而到了汉武帝时国家“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败不可食。”[9]国家和个人家庭都比较富足，为汉武帝的征伐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东汉初年气候已经转寒，建武七年郑兴上疏曰：“今年正月繁霜，自尔以来，率多寒日”。[1]章帝元和元年（84年），韦彪“因盛夏多寒，上疏谏曰‘……伏见立夏以来，当暑而寒，殆以刑罚刻急’”[1]东汉初年与西汉刚好相反频频出现夏寒，影响农作物的产量进而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光武帝“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1]东汉经济不如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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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社会人口是衡量经济兴盛的标准。葛剑雄先生认为西汉初年的人口大约在1500万—1800万，到西汉末年也就是公元2年的时候人口达到6000万，东汉初年人口为3500万，到东汉后期永寿三年重新达到6000万。[10]利用以上数据计算，西汉每年增加的人口大约为20万到22万；东汉每年增加的人口大约为19万。表明东汉人口恢复和增长速度不及西汉，也就是说东汉的经济增长速率要比西汉低。

第三，两汉&事比较。东汉时兵制发生了变化，是雁门郡地位下降的主要原因。西汉时实行普遍征兵制，东汉时征兵制虽未完全废除，但是募兵制已成为兵员补充主要的途径，建武六年“罢郡国都尉官”，[1]次年又“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1]兵制的变化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如应劭言：“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面救之，发兴雷震，烟蒸电激，一切取辨，黔首嚣然。”[1]兵制改变以后，每当一地发生战事，还需其他地方或者是中&&支援。所以匈奴侵犯边境，派遣大将反击却是“经岁无功，而匈奴转盛，钞暴日增。”[1]徒劳无功，不能战胜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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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匈奴的衰落。从匈奴的历史来看，西汉时正是匈奴强盛时期，故而边患严重，需要严密防守和积极进攻才能保证边郡安定，而东汉时匈奴已经衰落，天灾人祸不断。东汉与西汉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同，所以所采取的政策也就不同，不能一味的批判边境上的消极政策。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1]可见在东汉初年的气候寒冷期，北方草原地区就已经发生了严重旱灾。匈奴受天灾的影响，发生内乱，内耗严重，实力大不如前，建武二十四年，分为南北两部，第二年南匈奴就归附了汉朝，南单于庭设在西河，其他诸部则分布在各边郡，“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1]匈奴人逐渐地分布在上谷、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等边郡，边患渐轻，北部边郡地位因而下降。

综上所述，两汉间的雁门郡确实发生了诸多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其&事地位的下降，这些变化可以看到东汉时处理边&问题的消极态度，这虽然与当时客观环境发生变化有着很大关系，但是一个国家在边&问题上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积极的甚至是强&的态度来应对。雁门郡是两汉时期北部防御体系中重要的行政区，其在两汉时期发生的变化不仅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关系变化的重要体现，还能反映出两汉社会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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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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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威廷.论西汉郡（部）都尉治所设置[&].秦汉研究,201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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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7]严耕望.两汉太守刺史表[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
[8]天津市文物管理处,武清县文化馆.武清县发现东汉鲜于璜墓碑[J].文物,1974(0&):6&-72.
[9]（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0]葛剑雄.中国历代人口数量的衍变及增减的原因[&].&的文献,2008(02):94
[11]薛军良.西晋雁门郡楼烦县南徙考[&].文史月刊,2018(12):60-62.
[12]祁剑青.民族关系与边郡演变——以战国至北朝的雁门郡为例[&].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5):&&-53.

楼某个人对两汉雁门郡略有研究。但观点与本文有很大的不同。
部分读者应该在百度“三国”吧看过这个帖子：https://tieba.baidu.com/p/78198718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