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简介
0.1前言
我们并不追求连贯、完备的理论，也不引入新观点，只求将某些方面从新的视角呈现出来。斯克兰（Sökeland）说：“哪里有学者对理论进行辩驳，科学就在哪里进步。”至于本书是否适用这个观点，就让读者来判断吧。总之，“没有什么是以前没说过的”（Terence, Eunuchus, line 4）。
我们会按严格的顺序论述各个话题，有些话题会相对宽泛，因为凡是复杂理论必须解释特定现象背后的成因，理清对应关系，还要求助于其他学科。我们不刻意避免重复，也不求十全十美、明晰无疑，只讨论翻译行为理论中某些有意思的方面，因为有些方面在翻译领域尚未得到充分研究。

0.2认识论层面的一些考虑
在阐述该理论的过程中，我们会不断强调语言和文化的相互依赖性，但是，就翻译的定义和传统观念而言，大家最关注的往往是语言学层面。所以翻译学（翻译研究）也可看作是应用语言学的分支和文化研究的分支（参考Vermeer的表格1978：4，不过那当中的符号学、人类行为学因出版问题而被混淆了）。
本文只从一般的翻译行为理论的角度出发，着眼于语言本身研究文化迁移。原则上应将文化迁移与语言迁移置于同一层面，也就是说，翻译学是从文化特性的角度对文体学（文本生成理论）的研究。但是，上述观点并不是要往理论里加入重要的部分，这一点大家容易误解。因此，我们目前要做的，是避免优先从文化视角来描述翻译学。
该理论的对象是翻译行为（见术语部分）。我们将描述翻译过程、翻译产品（译文）及其关系，例如二者是如何相互依赖的。
为方便讲授，我们会用最常见的例子为理论模板开头。我们预设源文本由“文本产出者”或“发出者”所产出，经译者笔译或口译之后，提供给目标受众。为了简化这个过程，我们排除其他一些因素：(1)文本产出者和译者之间的中介，如客户、委托人（翻译代理）；(2)二级发出者，如剧中的演员、电视新闻的主持人。至于译者是否采取特定翻译策略，以便为文本的源作者或目标读者服务，或出于其他什么意图，就不在我们考虑范围内了。
科学的描述必须客观。描述必须能自圆其说，且在相同条件下能得出相同的结论。而这些条件（包括基础性的假设或规则）必须得以阐明。翻译行为理论，一般来说，是文化和语言总的对应关系，具体来说，则是某种特定文化和特定语言的关系。本书只讨论一般性的理论。
完整的翻译理论……由三部分组成：目的与功能的规定、操作的描述与分析，以及对目的、操作二者关系的批判。(Kelly 1979: 1)
通常来说，任何理论均可分为（1）理论基础的描述；（2）研究对象的描述；（3）一套规则（详见0.4）。翻译行为理论的规则应当包括（a）一般规则（b）具体规则（c）元规则。
一般规则设定翻译行为发生的条件，与具体语言、文本无关。具体规则指的是特定文化、语言或文本中的条件。元规则设定条件，用于描述翻译行为的过程（比如，对构成翻译行为理论基础的相关概念进行定义）。

0.3翻译研究的目的
翻译行为理论的目的是什么？伊索克拉迪（Isocrates，公元前436-338年）在谈到修辞的时候给出了可能的回答，而威克纳格（W. Wackernagel）在837年对此进行了恰当解释：
“诗学理论、修辞学理论的目的，绝非使研究者、读者变成诗人或演说家。教师或教科书的作者，但凡有智慧、有良心，都只会深入分析诗歌、散文，阐明其内在原则，便于我们理解诗文，增加阅读乐趣，提升学生的判断力。若有读者、听者在诗歌、修辞方面天赋异禀，诗学和修辞学的老师则会训练他们的能力，指导他们的实践，使他们获益更多。但没人会想把普通人直接变成诗人或演说家。”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翻译。肯尼迪(Kennedy 1980: 32)对伊索克拉迪的观点进行了转述：
“人首先掌握的是母语能力。训练能够强化母语能力，但不能创造母语能力。……教师的作用，是解释原则……树立范例…以便学生按照它们进行具体的（语言）构造。”

0.4 关于术语
一般来说，人们惯于使用“源语文本”“目标语文本”“读者”等词作为翻译研究的术语，但本书将用“源文本”“目标文本”“目标接受者”等词替代它们。另外，从一开始我们就要强调，翻译行为不单单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转换。文化及其相应的语言类似于一个个范式（Kuhn 1970）。新的范式就要使用新的术语，或者赋予现有术语以新的含义。语言和文化不仅前后彼此伴随，而且同时存在，例如：不同阶段的范式在对“世界”概念的认识上有所不同。如果我们不理解语言文化的范式，就无法实施翻译行为（即使是英语、法语、德语这些表面上近似的语言之间也是如此）。比方说，不同文化中关于认识世界的理论有所不同（参考Andersson 1978: 76，虽然他指的是另一种情况）。
似乎没有必要使用特殊术语，但我们还是采用了多样的表达。这些表达的来源各有不同。我们会用一些近义词，比如文本产出者、发出者、作者、说话者，又如接受者、听者、读者等等。这样做并非随意，而是为了避免语言过于单调。
有必要解释一下“翻译功能”这个术语。它指的是（1）翻译行为的外在功能，比如作者谋生的需求；或者（2）产出译本的内在功能，比如译本传达的某种信息，也可称作目标文本功能。这两种术语我们都会使用。比如，当聚焦目标文本生成的过程时，我们用“翻译功能”；当聚焦完成的译本时，用“目标文本功能”。如果要说得再细点，那就用“产出的目标文本的功能”，但这种讲法太拗口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有使用术语的自由，其他人也应该有。当然，术语都是比较武断的标签，也可以改（J. Wackernagel [1926]2009: 37，他把术语称作“符号”/tokens.）。没有必要对术语过多争论。我们须切记，虽然术语的选择有些武断，但是对术语的理解不能出错，正如Lullwitz告诫我们的那样（参考1972: 263, note 28）。因此本书会尽量慎重使用术语。

1.理论基础
1.1通用术语的必要性
我们采用莱比锡学派的一个德语词汇Translation（翻译）作为同样术语(比较Kade 1968: 33)。“翻译”既包括笔译，也包括口译。本书也称其为“翻译行为”（TA）。
TA = T ∪ I （TA=翻译行为，T=笔译，I=口译）
（我们会用这种伪公式【pseudo-formula】，比较简便，也利于记忆。）
使用这个通用术语是因为我们的研究一般无须涉及笔译、口译的区别。通用术语也能体现笔译、口译的相通性。在第一部分的理论探讨中，我们将着眼于翻译行为，关注笔译和口译的共同点（包括同声传译、交替传译）。此处我们不考虑二者的区别。奈达（1977：214）说过：“翻译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统一的语际翻译理论必须把口译、笔译二者重大的异同考虑在内。”
1.2 新词汇的优点
从拉丁语、希腊语中借来的词汇或者合成的新词，不像日常用语那样有固定涵义，所以特别适合作为科学术语。打个比方，“I am”被设定为“现在时”，那么“现在时在某些情况下也用来指将来的行为”是很好理解的。但如果用“时间”作为术语，“现在时间有时也用来指将来的行为”就不那么通顺了。来自拉丁语、希腊语的词汇在世界上也更被大家接受。大家把这种词汇作为正式用语，也不须特意翻译。拉丁语被拆分后组成各种派生词、复合词，这些词的意思如果用日常用语表达，就不免复杂得多。
比方说（关于以下派生词，详见Kade 1968: 33）：德语里的Translation来自拉丁文动词transferre的过去分词translatum，指翻译活动、翻译过程、翻译产品或翻译产出过程，进而有了派生词Translator，指进行翻译的人。Translat，英文里写作translatum，指的是翻译过程的产物；还有一些复合词，如Translationstheorie，translationstheoretisch,Translationswissenscraft, Translatologie，指翻译理论。这些术语既指笔译行为，也指口译行为。唯一的缺陷就是没有动词。现有的动词transferieren来自相同的拉丁词根，不过还是从英语借来的，常常作为经济术语，若用作翻译术语则可能会误导我们。
日耳曼词汇Sprachmittler（语言中介者）先前在东德是通用术语，产生了派生词如sprachmittlerisch（语言中介者活动）、Sprachmittlung（语言中介行为），但这个术语是有问题的。翻译者不单是语言中介，还是文化中介；他不仅是中介，还是独立的文本产出者，而且有创造性。动名词Übersetzen（笔译行为）及其派生词Übersetzung（笔译过程、笔译产品）、Übersetzer（笔译者）、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笔译科学、笔译研究），还有动名词Dolmetschen（口译）及其派生词Dolmetscher（口译者）、Dolmetschwissenschaft（口译研究）、Verdolmetschung（口译过程、口译产品），全都不能用作通用术语。
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t）(1974:40)认为派生词可以作为新的科学术语。关于一般的术语，参考Vermeer(1971)。

1.3 形式上的区别
关于笔译、口译在形式上的区别，我们参照卡德（Kade）的定义：
“笔译中，源语文本既然被保留下来，就永远是可读的，也可以随时复读，所以目标语文本也是可以随时检查和反复修正的。而口译中，源语文本被译为目标语文本后，因为时间太少，只能在一定限度内检查。”
1.3.1 笔译和口译
根据上文，笔译可定义为一种特定类型的翻译行为。其翻译过程、翻译结果可随时修正，且译者能全程接触源文本、目标文本。（我们说的“文本”实际上相当于“语言表达”，参考Vermeer[1979]1983: 62-88）可以对照源文本来检查译文，也可以检查译文本身，并进行修正。但是源文本不一定是书面形式的，也可以是录音。这种情况下应重复播放录音以检查。译文也不一定是书面形式的，检查和修正译文同样可以通过播放译文的录音来实现。
口译则可定义为另一种类型的翻译行为。其过程、结果不能被译者修正，因为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中，必有一方是口述形式的，不能进行复查。海拉·柯希霍夫（Hella Kirchhoff）1982年12月20日和作家谈话时说，口笔译的分别，关键在于译者能不能概览原文来修正译文。笔译的源文本、目标文本只需浏览一下就能知道全文概况，从而分析文本宏观结构，确定信息加工策略。柯希霍夫说：“按照这个标准，翻译录音不能算笔译。”她显然认为同声传译和笔译是相左的。总之，笔译和口译的区别和本书的前期研究关系不大。我们没法给它一个清晰的定义，但是可以从其他几个方面入手。

1.3.2形式标准
以下几点，可以作为笔译和口译在形式上的区分标准：
（1）“可修正性”意味着译者可接触到完整的源文本、目标文本（见Kirchhoff,本书1.3.1）。译者是文本的产出者，可以修正译文。
“例如，在口译中，听众可以录下源文本的音频，或者把源文本以笔记的形式记录下来，随后将之与口译结果对比。这样一来，只有听众可以检查、修正源文本和目标文本或者只检查目标文本，而口译员自己却不能。目标文本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口译产物，不是笔译产物，因为文本产出者（口译员）不能对其修正。有一种形式的翻译行为：听众因为特定的需要而须再次使用口译产品，于是把译文和原文对比，并修正译文。这种翻译行为也可算作笔译。准确地说，这种笔译是基于口译产物而生的，仅限于某些特定情况。”
（2）可修正性有两种可能形式：
（2a）在翻译过程中能够对比源文本、目标文本，并在对比的基础上修正目标文本。这样做会导致翻译产物基于语词的一般意义；
（2b）无法把目标文本和源文本对比，但仍能检查目标文本。比方说，可以拿目标文本和以前的其他译本进行比较。这可以算是“半笔译”(quasi-translation)。如果口译结果在日后被拿来和源文本对比检查，那么也能算是通常意义上的笔译，因为它满足了笔译的其他标准（如准确性，见本书3.）。

（3）可修正性，只是修正的可能性，不意味着修正行为必须真正实施。这个定义和译文是不是真的被改正过没有关系。例如，译者可能在第一遍检查译文的时候就觉得天衣无缝，故而无需修改。
（4）不能只有一个译者，而应该有个团队。团队内至少有一个人可以修正翻译结果，这样才能算是翻译。
（5）文本有无固定形式，不是笔译口译的区分标准。关键在于能否检查，在于译者能否在随后的某个时间段修正译本。所谓的“随后某个时间段”，可以是写完译稿之后的时段，但是不包括即时的修正，比如口译员说话时出现口误并立即改口的情况。所以我们最后得出结论，定义翻译是笔译还是口译的标准，在于能不能在翻译行为完全结束之后修正译本；在极少数情况下，完成翻译中相对独立的、重要的一部分之后的修正，也符合该定义（比如从译完一个章节后到开始译下个章节前的这段时间内的修正），而这一部分必须或多或少能算作“文本”。翻译行为是和文本打交道的，所以比文本更小的单位我们就不考虑了。
可修正性意味着修正必然是可持续、可重复的。但是口译员说完话之后的即时修正并不因此就算作笔译，因为口译员不可能重复修正十次以上，甚至三次以上也不可能，然而笔译员却能反复多次检查他们的成果。

（6）译文是在完成多久之后才被检查、修正，并不影响译文该定义为笔译还是口译，因为这并不改变译文被检查、修正的可能性。如果一个译文直到十年之后才能够被检查、修正，那么即便以前人们把它看作口译，现在也须将其归为笔译了。（参考3.中关于模仿的条件）
但是，即便译本满足上述特定要求，也不能下结论说它就是笔译或口译，因为译本是过程的产物，故而我们的理论表达应是动态的、发展的，而不应执着于特定条件。
同样的，在另一情境下，图里仍对理论表达的动态性作了说明：“首要问题不是某样文本是不是笔译，而是从目标文化的多元系统角度来看，该文本是不是笔译。（Toury 1980a：43）”“‘目标文本是笔译’这种观点应该换成‘目标文本发挥笔译的功能’（同上：47）”我们对笔译与口译的定义正基于这样的形式标准。因此，我们无需关注翻译策略和策略对译本的影响。
（7）本定义和翻译行为发生的时刻无关。例如：一段话说出来那天就被口译了，但口译者在这之前已经思考过如何表达某些意思，或者已经查询过相关信息来源（比如词典）。译文被定义为口译的关键是：原文本仅出现过一次，目标文本不能和原文多次对照，也不能作后续校改。所以上面的例子应该算是接近笔译的口译，但仍然是口译。

（8）根据此定义，视译这种翻译行为既然只能发生一次，且不能修正，那就是一种口译（尽管其名为“视译”）。也就是说，采用怎样的记忆手段、记忆手段使用程度如何（不论译者接触了完整的原文或者只是一部分），与口、笔译的定义无关。基尔霍夫（Kirchhoff）认为视译是一种笔译，因为译者能够一眼看完完整的原文。但是我们不禁怀疑，只展示了一下的文本，真的能一眼全看完吗（参考交替传译）？
（9）空间距离同样和定义无关。我们可以通过电话口译或者笔译，往世界任何地方发消息，从录音机里听消息，然后对这消息进行笔译或者口译。译者可以坐在原作者身边，原文一出来，马上翻译，可即便如此，只要译文可以检查、修正，就还算是笔译（基尔霍夫认为，假使条件允许的话，甚至可以全文检查一遍）。

1.3.3 小结
据上文的定义，若译文一经产出即为最终译本，则为口译；若译文只是暂时的，则为笔译。另外，这个定义也是动态的，也就是说，关键的标准不在于翻译是什么，而是我们可以对翻译做什么。
1.4 其他定义（略）

2.世界和语言
2.1 翻译行为理论框架：概论
我们的生活中有着各种思维想法、传统习惯，单调而乏味，甚至无法知晓世界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但我们可以假设：在能够认识的世界里，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某人可以说些或写些有意义的话，即产出文本，而他就成了“文本产出者”。
文本的产出必然伴随内心特定的目的。这是一种行为，实施这种行为一定和另一个人（或另一群人）相关联，且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即与他人联系（互动）、交换想法。如果这种互动主要通过书面语言，则称为“交流”。
显而易见，行为的实施无不由内部、外部条件决定。一个人不可能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毫无根据地说话，否则要么别人无法理解，要么无法得到众人的认同（别人可能以为你是怪胎）。

文本产出者与文本接收者均是“交流对象”（communication partners），二者共同构成了“情境”的一部分。他们都处在某社会文化共同体中，都有着独特的人生经历。正是这种个体的特性，加上交流所发生的特定时间地点，共同影响了文本的产出和接收。
所谓的“情境”由下列因素组成：文化背景、互动发生的具体环境、交流对象的心理情况、社会地位以及二人目前的关系。文化因素之一便是语言。交流模型的这几个因素可能并非完备，但关键在于它们都是个体特征或超个体特征（社会特征）。

语言学的某些学派认为，语言交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其单一表层结构之下，还包含多重深层结构。最深层的结构是文化，决定着所说、所写的东西是什么，以及这些东西该怎么说、怎么写。其他的深层结构，讲的是言语何以计划、构造和生成。上面已说过，影响它们的条件既是社会性的又是个体的。表层结构显现出来的一定是文本。翻译行为必然包含先前产出的源文本和向另一文化产出的目标文本。因此，翻译行为理论得以展开的一大前提，就是关于文本产出的理论。
文本产出要和文本接收在同一层面上审视。既要看译者对源文本的接收，也要看目标读者对译本的接收。文本接收和文本产出一样，由社会和个体因素共同决定。所以翻译行为理论也必须以文本接收理论和文本效用理论为基础。近年来文学研究对这类理论做了不少工作。
翻译行为过程始于具体的文本，译者理解并翻译该文本。可以说，文本就是文本产出者给予文本接收者的一份信息，至于信息是如何给予的，则由具体情况决定（见上文）。译者创造译文，而译文也是文本，所以译文也向接收者提供了一份信息。因此，我们可以说，译文是以特定方式提供信息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