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降城汉军烈士002611和P164的常染主成分和现在的北方汉人常染大体一致，最接近济南汉族。

复旦伦敦新论文中的截图译文：（图4B）进行的成对遗传同质性的检验结果证实，汉代个体（受降城汉军烈士、大槽子汉墓）与新石器早期山东个体的遗传同质性高于黄河内陆（仰韶组和齐家组），汉代个体在PCA（图1A）和qpAdm（图3B）中的位置更接近于新石器时代的黄河先民。这表明，黄河内陆与沿海的混合在北方汉人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

蓝线为仰韶文化遗址分布区，绿线为大汶口文化遗址分布区，红线为龙山文化遗址分布图。龙山文化分布区包含原早的大汶口文化地区，并且比大汶口文化大得多，考古证实龙山文化确是继承大汶口文化而发展出来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出现了大量黑陶，龙山文化是继承大汶口文化而发展出来的，由东向西发展，覆盖了中原及其南北地区。龙山文化只是占据了仰韶文化区的一半部分，并且龙山黑陶文化与仰韶彩陶文化有根本的区别。
目前中国考古界一致公认典型龙山文化是由大汶口文化直接发展来的，强调海岱地区以外的这些曾经被称为龙山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陶寺文化），必须按照实际情况不同的考古文化，给以适当的名称。陕西龙山文化、湖北龙山文化等名词也很快消失，改称为龙山时代文化，也可以说是海岱地区以外的泛龙山文化。
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形成是仰韶文化晚期的发展和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常染绿色成分是受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向陕南河南北上扩张的影响结果，与南蛮三苗集团有相关性，是壮傣血统的变种，仰韶齐家含有部分壮傣成分。红色成分本来是黄河先民的固有成分，自古至今仍是占主体，决定着汉藏属性。中原龙山文化的主成分是继承着九千年前古山东人血统，含有部分南岛成分，自东向西扩张，覆盖了中原及其南北地区，混了部分绿色成分。这是新石器时代黄河先民和长江先民融合混血的结果，并非秦汉以来华南壮侗语系居民北上迁徙的。
越国之名实际上是拜东夷人所赐的，当初在菏泽立国，后来南下迁到苏南去了。百越人用为泛称，是指汉朝人对未纳入汉朝版图的华南数百个土著部落及其壮侗语系原住民的统称。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出现了大量黑陶和精制蛋壳陶，龙山文化无疑是大汶口文化继承者。大汶口文化进入父权军事等级社会时期，贫富分化开始，私有制萌芽，一夫一妻制形成，社会开始分工，但是同期仰韶文化仍然是典型的母系氏族社会。自从大汶口文化向中原地区扩张，仰韶彩陶文化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大汶口文化的强烈影响之下，中原地区开始出现粗制灰陶，但不是真正意义的龙山文化，被命名为当地文化。中原龙山文化的基本面貌清晰地显示出大汶口文化对中原地区的深刻影响，含有较多的大汶口文化因素，趋向于东方化。介于仰韶和龙山时代之间的庙二期文化人骨如朱泓老师的研究报告结论：河南陕县庙底沟二期文化居民在种系特征上可能正处在仰韶文化居民和大汶口文化居民之间的中介位置上（朱泓，1990年）。
汉朝人常染接近古山东人，为什么推测大汶口-龙山组介于这两者之间？虽然考古界一直没有发表大汶口-龙山组的常染检测结果，但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和逻辑判断，大胆做出假设推测。付巧妹团队明确指出：现代汉族人群里携有古北方人群成分比例最高的群体显示位于山东，这里也正是本研究古北方人群的代表个体样本的遗址所在地，由此反映出山东地区人群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遗传连续性。大汶口-龙山组主要分布于黄河下游和淮河一带（山东豫东皖北苏北），与鲁北鲁中后李文化遗址共存，有一定的重叠分布，最可能存在常染继承性。
由于淮河一带有大量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在南下扩张的过程中难免与长江先民交流来往，可能混入部分绿色成分，比后李文化偏南。大汶口-龙山组向中原强势扩张，覆盖了豫东地区，与中原仰韶遗民融合共处，增加了（红色）黄河常染成分，形成了中原龙山文化，比后李文化偏西。由于大汶口文化人骨属于波利尼西亚类型，仍然继承着部分南岛成分。根据这些假设推测，大汶口文化/典型龙山文化的常染位置，最可能位于复旦伦敦论文PCA图中的汉朝人与山东新石器早期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