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贞观元年李孝常谋叛事件考论》
由于唐太宗曾经有意识的重建过初唐时代的历史文本,因而从目前来说,我们对于武德、贞观之际的政局变迁,尚有种种晦暗不明之处,特别是我们并不了解唐高祖李渊在储位之争中的真正态度。
相关的讨论可参见杜希德着、黄宝华译《唐代官修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34-37、109-111页。事实上,尽管我们倾向于相信太宗曾有计划地重构这一时段的历史,但问题是凭借我们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已很难去判断哪些历史叙事是相对可靠的而哪些又是被改写过的。
因此,对于研究者造成的困境在于,我们一方面无法相信留存下来的记载,但在另一方面也建立不起来一个可信的历史叙述框架,这无疑成为初唐史研究中的一个悖论。
但就目前所存的客观记录来看,唐太宗的继位之后的局面,绝非是天下归心、万民拥戴的图景,从武德向贞观的过渡反而是充斥着动荡与不安的。
在其继位后一年之间,先后发生了庐江王李瑗、罗艺、长乐王李乐良、王君廓等四次规模颇大的公开叛乱,其所涉及的凉州、幽州等地域,地连突厥,易于摇动,本来就是唐王朝政治版图上的薄弱之处。
促成这些反乱者起兵的一个共同因素都是其本与高祖或李建成关系密切,因而缺乏对于太宗的政治信任,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事件是罗艺之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