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的一天下午，贵州省某地级市的一所住宅小区内，一名中年的送水工毫无缘由地与一位路过水站的业主发生冲突。没想到，送水工迅速将那位男性业主放倒在地，业主拼命挣扎。
两人的厮打很快引起了周边居民的注意，有人报了警，警察赶到后将送水工和受伤业主一起带往派出所盘问处置。
在派出所里，送水工很快交待了自己“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但随后，警方对受伤业主的取证却持续了整整20个小时。
最终，送水工被无罪释放，受伤业主却在完成了DNA采集比对后被刑事拘留。
一天后，我市警方派人赶到当地，接走了送水工和那名受伤业主。至此，我市2002年“8·22恶性入室盗窃转化抢劫、强奸致人重伤案”终于宣布告破，嫌疑人全部被缉拿归案。
2014年初，“8·22案 ”宣判，被送水工按倒在地的那名“业主”最终被判处死缓，而那位年近半百的送水工，也终于结束了他4年颠沛流离的生活。
面对民警们的挽留，他微笑着摇摇头，然后收拾好行囊，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以后没什么事，就别联系了。”发车前，送水工对送行的民警说，但他又转过头来补充了一句：“请转告杨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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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水工真名叫程兵，曾是我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三大队的大队长，2002年8月，他因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渎职罪被判有期徒刑8年，2009年3月减刑出狱。2013年9月，他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了2002年“8·22案”的犯罪嫌疑人王二勇。
我看到这份履历已是一年之后。那天，程兵的同事老张就坐在派出所值班室里，他点了一根烟，向我讲述了程队长当年的故事。
“2002年8月22号，我在刑警支队三大队值班，接到报警说辖区一个女孩子在家出事了。” 老张回忆道。
那天是程队长带班出警的，众人赶到案发现场后，室内的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气血上涌：一名17岁的女孩赤身裸体躺在卧室地板上，头上有一处明显伤口，鲜血伴着脑组织流了一地。随后赶来的120医生把女孩送上救护车后，技术队民警继续对案发现场进行勘察。
据女孩的父母称，两人当天外出走亲戚，女孩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想卧床休息便没有同去。夫妻二人在亲戚家打牌直到凌晨才回家，不想回家之后，却发现女儿在家出了事。

案发现场位于小区较偏僻位置的一座居民楼4楼，勘察后，技术民警发现嫌疑人一共有2名，是相互配合从一楼攀爬防盗网和空调外机到达4楼后扒开纱窗进入室内的。
后经受害者家属确认，当晚家中财物被洗劫一空，经济损失在6万元左右，而最令他们痛心的还是女儿——经医院全力救治，女孩虽然挽回了生命，但因脑部受到重创，成为植物人。
这是一起典型的入室盗窃转化抢劫、强奸致人重伤案，从入室盗窃的手法来看，应该是惯犯所为。
“当时程队长在大队会议室听案情汇报时，状态就有些不对。他铁青着脸，瞪着眼，手里不断地攥着烟盒，那包烟都被他攥成了麻花，跟人说话就像吵架一样……”

在场民警谁都看得出程队长的怒火，当时程队长家中也有一个10岁的女儿，被他像掌上明珠一样宠着，或许被害女孩的惨状让他联想到了自己的女儿——那种愤怒既是出自警察，同样也出自父亲。
当时，程队长向分管刑侦的杨副局长立下军令状，5天内破案。杨副局长担心时间不足，想把时间拉长，但程队长却坚持说只要5天，限期若破不了案，他就主动辞去大队长职务，去狗场（警犬基地）养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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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程队长这样立军令状，就是因为他心中有数啊！”老张叹了口气。
程队长21岁从“省公校”毕业后便当了警察，从户籍、管段民警做起，到2002年，已是从警第16个年头，积累了大量的办案经验。那次，从嫌疑人攀窗入室的手法上，他认定是一伙四川籍盗窃团伙所为。
“那年头，我市有不少流窜盗窃团伙，各地团伙都有各自的手段，河南团伙喜欢‘溜门’，贵州团伙擅长撬锁，而惯用‘攀窗’入室的，基本都是四川那边的。”
法医从受害女孩的体内提取到了精斑，又从阳台窗框上采集到了指纹。经比对核查，指纹比对中的是曾有盗窃前科、并被公安机关打击过的四川籍犯罪嫌疑人王大勇，DNA比对中的则是王大勇的弟弟王二勇。

王大勇，时年32岁，曾因盗窃罪被判刑；他的弟弟王二勇也是一名盗窃惯犯，兄弟二人曾做过空调安装工，善于攀窗入室盗窃。
公安局马上对王大勇兄弟发出了通缉，仅仅两天后，兄弟单位传来消息，兄弟俩竟然继续作案，王大勇在现场被抓获——那天他和王二勇在攀窗盗窃后，同样试图对女主人做出侵害，不料女主人的丈夫和哥哥突然回家，混乱中王二勇逃脱，受害人亲属则抓住了王大勇，将他痛打一顿后拨打了110。
“王大勇被带到三大队的时候，已经被受害人家属打得面目全非，我们对着照片认了半天，才确定是他。” 老张说。

公安机关早已有“文明执法”要求，但面对眼前的王大勇，在场民警谁也没能守住底线，尤其是程队长，见到王大勇的“见面礼”，就是一记老拳。
“那时候还没有同步录音录像的讯问室，对嫌疑人的审讯都是在民警办公室里进行的。” 老张接着说。
那天，老张被程队长安排在办公室隔壁的值班室值班，没有亲自参与对王大勇的讯问。但从隔壁传出的惨叫与怒骂声中，他知道自己同事们正在给王大勇“上手段”。
“中途我因为送材料进过隔壁一趟，王大勇正在窗户上‘背宝剑’，旁边一位民警手里拿着电警棍，问他弟弟王二勇跑哪儿去了，他不说……”

老张说，不知那晚算不算是自己走运——后来王大勇死了，所有参与讯问王大勇的三大队民警都受到了处分，最轻的也是被调离公安机关，只有他因为没有参与刑讯逼供，在三大队被撤销后，转岗去了派出所。
“你也得亏没参加，算是三大队‘硕果仅存’了……”我心情复杂地对他说。
但老张叹了口气：“一起案子，嫌疑人没抓完，办案的兄弟们先‘进去’了，民警也都是有家有口的人，谁都跟王大勇没私仇，可他一死，整个三大队报销了，自己从参加工作开始就一直在三大队，队伍没了，自己虽然还是个警察，却总觉得像个‘弃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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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勇死于接受讯问当晚23点10分，老张说那个时间他记得很清楚。
“王大勇说要上厕所，被带出了办公室，他上完厕所就坐在了大厅的沙发上，满头大汗，全身发抖，表情非常痛苦，以前我见过不配合的嫌疑人被‘收拾’，但没见过这么重的，我提醒他们下手轻一点，但那个同事也是一脸怒气，说拖把杆都断了三根，可王大勇死不开口，还在民警面前说风凉话……”
民警们本来打算让王大勇“缓”一下，然后继续“收拾”他，不料坐在沙发上的王大勇不但没能“缓”过来，反而抖动得越来越厉害，后来渐渐变成了抽搐，从沙发上滑到了地板上。
两个民警见状又把王大勇拖到沙发上，还骂了他一句“别装蒜”，但很快，王大勇又滑到了地上，而且开始口吐白沫。
三大队民警赶紧向程队长汇报，程队长来到王大勇面前看了看，感觉不妙，让民警把王大勇平放在地上，赶紧通知医院来人。
可惜王大勇没能撑到医生到来。几分钟后，他怪叫了几声，一阵猛烈抽搐，然后便没了气息。

“后来检察院组织的法医鉴定，王大勇死于重度颅脑损伤和肝肾功能衰竭……”老张说。
“他们照王大勇头上‘招呼’的？”我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老张无奈地笑了笑，说他也不知道，但估计不是。因为那个年代警察“上手段”是有技巧的，没人会照死里整。最大的可能，还是王大勇在先前受害人家属那里受的那顿打。
但王大勇是死在公安局的，整个青紫色淤血的后背也使程队长等人无可辩解。就这样，在王大勇死后7个小时，除了值班的老张外，程队长和整个三大队民警被集体带到了检察院职务犯罪调查科。
“当时，三大队下面有两个中队，加上内勤总共占着4个办公室，那天他们被检察院叫走之前，还跟我说，让我帮忙整理一下办公室，之后回来还得接受局里的内务大检查。我在队里忙活了一天，结果他们一个人都没回来，检察院的人倒是来了几波。”
望着空荡荡的办公区，老张的心里说不清滋味，后来，连他也被叫去检察院问话。而那些三大队的同事，从此便再也没有以警察身份出现在办公区里。

事发之后，公安局领导和两起入室盗窃案的受害人家属都去检察院求过情，局领导恳请检察院考虑王大勇的案情，对程兵等人从宽处罚，被检察院拒绝了。“8·22案”的受害女孩父母和亲属一干人等，也曾跪在检察院门口，请求免于对程兵等人的刑事处罚，同样也被检察院拒绝了。
“后来还是判了，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一共判了5个，程队长8年，小刘5年半，张海子3年零9月，老徐最重，12年，其他不构成刑事犯罪的，也被纪律处分后‘脱了衣服’。” 老张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又点了支烟。
当年，程兵等人刑讯逼供致犯罪嫌疑人王大勇死亡一案，在整个公安局乃至全市政法界都掀起了轩然大波。程兵5人被判刑后，分管全局刑侦工作的杨副局长也引咎辞职，之后便是全局大规模的文件学习和纪律教育。
王大勇兄弟的入室盗窃、抢劫、强奸致人重伤案件被其他大队接手，虽然民警还在全力侦办，但谁也不敢再提“5天破案”这事。
王大勇死了，公安局想尽办法联系他的亲属，甚至派人专程前往王氏兄弟的四川老家，但王大勇的父母早已去世，只有一个姑姑早年远嫁东北，也已断了联系，找来找去，公安局始终没有找到人。
而王二勇的下落，也成了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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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勇至死不肯交代他的弟弟究竟去了哪里，却把强奸并用重物击打女孩头部致其重伤的罪责，全部推到王二勇身上。他或许以为这样自己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但按照现行法律，即便抓不到王二勇，王大勇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的罪行也无可逃脱。
只是程兵一时莽撞，到头来把自己也套了进去。
“那他当送水工是怎么回事？抓住王二勇，是碰巧还是他计划的？”我问老张。
“碰巧？能碰得这么巧？” 老张笑笑说，“人一旦铁了心，没啥做不出来的事，王大勇铁了心不让警察抓王二勇，到死一个字都不说，程队长却是铁了心要抓王二勇，即便不是警察了，他还是要抓！”

王二勇归案后，程兵向办案民警详细讲述了自己出狱之后追踪王二勇的经过，那份有关追踪和抓捕经过的《情况说明》，也被附在了“8·22案”的卷宗之中，被办案民警记在了心里。
“程兵出狱之前，局里也做过打算。他当年入狱的案情比较特殊，又当过那么多年警察，受过专业训练，局里既可怜他的境遇，又担心他在外面走弯路，所以帮他介绍了一份工作。” 老张说。
程兵入狱后，妻子便和他协议离了婚，宝贝女儿也归女方抚养，出狱后，程兵全部身家就剩下本地的一套房子，其他啥都没有了。领导给程兵介绍的工作是在公安局下属的保安公司，担任后勤工作，这样既帮他解决了工作问题，还能让他离公安系统“近一些”，便于管理。
但程兵却拒绝了局里的安排，说自己要出去打工赚钱，局里没办法，说外出可以，但出狱的前5年还得遵守《重点人口管理工作规定》，定期回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谈话，程兵说程序他知道，没有问题。

之后，他便离开了本市，后来社区民警定期叫他回来做谈话记录，他也会回来，问他在哪儿打工，具体做什么工作，也实话实说。有时，程兵也还会问起“8·22案”，社区民警以为他只是好奇，就告诉他还在查。
从2009至2013年的4年间，程兵向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民警说明的打工地点，都在湖南、四川、重庆和贵州一带，工作类型也十分芜杂：摆过夜市，做过搬运工、夜班出租司机、快递员，甚至还干过网吧保安、小区门卫等等。
有认识程兵的民警问他，别人打工都去“北上广深”，你打工怎么总往欠发达地区跑？你以前好歹也是个刑警队长，大专学历，你看你净找了些什么工作？
程兵只是说自己年纪大了，工作不好找，在公安系统待了很多年，受够了约束和管制，想找个自由点的工作。听他这么说，谁也不好再说什么，更没想到，他去那些地方，只是为了寻找王二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