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工勤人员，从1993年到现在已经整整26年了。从年轻韶华到苍苍头白，呆在某机关中一蹲二十六年。这漫长而美好的岁月里，机关里的除领导岗位外，几乎每一个岗位都已经干过一遍（包括中层干部岗位），我在27岁（1997年）、32岁（2002年）和39岁（2009年）的时候曾经三次被提名拟提拔为副科级领导，但是每一次都因为身份问题被否决，试图提携我的领导还被组织批评为“没有组织原则”。我说这段经历并不是想要说我运气如何坏或者如何好，而是要说明我的个人工作能力和实际工作成绩获得了几乎所有人（包括否决我的县委领导干部）的认可，由此，以我自己亲身感受可见，全国还有无数有能力、有成绩的工勤人员被“身份”二字所埋没，我们的身心遭受到了长期的践踏和侮辱。我们在长达数十年的工作实践中被歧视。然而这种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奇怪现象，极少被人提及，极少被人关注，为何会形成这种局面，究其原因，应该至少有下列4点：
其一，工勤人员尽管心怀不满，但仍属于体制内人员，我们绝大多数人是无法为了自身的少部分利益而冒着失去大部分利益的风险，因此我们无法毫无顾忌地去主张自己的权利。其二，机关（事业）工勤人员的身份划分源自于历史制度，基本上成型于建国初期上世纪50年代初，如果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革，必然会导致体制内人事制度的某种程度的紊乱后果，这是组织上不愿意动手处置的主要原因。这个我后面再谈。其三，相比当前形形色色的社会矛盾，机关和事业单位工勤人员的身份问题这种矛盾实在不值一提，远远没有达到不解决会影响到大局的地步，这就让相关人事改革失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动力。其四，在当前形势下，工勤人员的身份在社会其他人眼中是“体制内”，但在体制内又被视为“贱民”，我们如果强烈主张自身的权益，既得不到社会层面的理解支持，也得不到体制内人士的宽容。里外不是人，我们的主张有极大可能性遭到无视甚至惩戒。上述这些原因都表明了我们的呼声难以获得社会关注，难以引起国家人事改革的关注，也同时说明了我们的呼声注定无法足够大。
下面我说说为什么工勤人员人事身份改变会导致体制内人事制度的紊乱。我们知道，中国的公职人员人事制度源自于前苏联模式，这套制度形成了严格的分部分级管理原则，基本上沿用至今，而且我们还知道，这套制度是基于公有制计划经济模式的基础上设计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现行的人事制度核心仍然是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因此多年以来尽管有各种层出不穷的人事制度改革，但基本上是属于修修补补的范畴，其本质核心依然是基于计划经济模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正因为如此，所以国家对任何一点人事制度上的改革，都必然会研判改革的结果是否会影响其核心制度的正常运转，如果有编制的工勤人员直接转为国家公务员（这是绝大多数工勤人员多年的内心愿望和最强烈的诉求）会有何结果？很不幸，这极有可能会引发社会舆论的不满和抨击，理由是其一，现在获得公务员身份门槛如此之高，已经成为检验社会公平与否的标尺之一，大规模的工勤人员直转公务员会导致社会强烈的不公平感，从而引发相当程度的舆论风波，而国家完全没有必要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风险，因为他们制不制定这种政策并不影响现行制度的正常运转，既然不影响大局，他们就完全没有进行改革的动力，因此执政者绝无可能制定此类政策。其二，鉴于中国当前的官僚体制，工勤人员转为公务员，将大面积产生暗箱操作和李代桃僵等等行为，这一点，国家执政者心知肚明，他们同样没有理由去冒这种风险。其三，工勤人员转为公务员至少目前从法律体系上无法自圆其说，要制定工勤人员转变身份的政策，需要修改相关法律法规，这将牵涉到更大层面的波动，导致更多不可预知的后果出现，因此决策者在这种可知的风险与可以得知的结果（满足工勤人员的愿望）之间进行权衡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放弃这种政策的制定。这就是我得出的结论：寄希望于执政者制定相关政策改变工勤人员身份的思路是行不通的。真的很不幸，我们的诉求和期望在庞大的国家管理面前真的不值一提。牺牲掉相对少数人（工勤人员）的工作热情和工作积极性，换取整个社会层面的稳定和整个国家人事管理体制的继续正常运转——这是一项很划算的交易。显而易见，我们是牺牲品，而且将继续被牺牲掉。
我本来还想再谈谈在现有情况下，如何去最大限度争取我们应有的权益的思路，但是现在很悲观，没心情谈下去，如果有缘，我会继续跟这个帖。或许我的观点并不正确，或许并不能得到你们的认同，这也很正常，希望大家同病相怜，彼此交流，喷粪者我就不再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