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晚唐历史中有一位与德宗十分相似的皇帝得到的评价却与德宗有天差之别 。
他就是被誉为“小太宗"的唐宣宗 。
可是在这位小太宗的治理之下 所谓的大中之冶真的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的美好吗? 他是否当的起小太宗之称呢?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首先 宣宗的上位在现在历史学界是存在非常多的疑点的 但有一点是无须怀疑
宣宗并非按照正统继位 里面肯定是涉及了大量的宫廷阴谋。
正史所代表的传统观点是如何记载宣宗即位之原因，我们可以先看看《资治通鉴》会昌六年三月之记载：
初，宪宗纳李锜妾郑氏，生光王怡。怡幼时，宫中皆以为不慧，太和以后，益自韬匿，群居游处，未尝发言。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诱其言以为戏笑，号曰光叔。上性豪迈，尤所不礼。及上疾笃，日不能言。诸宦官密于禁中定策，辛酉，下诏称：“皇子冲幼，须选贤德，光王怡可立为皇太叔，更名忱，应军国政事令权句当。”太叔见百官，哀戚满容；裁决庶务，咸当于理，人始知有隐德焉。
两《唐书》的记载与之相近，这段材料故而成为后人判定宣宗即位缘由的主要根据。按《通鉴》、两《唐书》皆言唐宣宗自幼即靠装疯卖傻韬光养晦，从而使宦官认为其软弱可制，一举推上唐皇之位。
而这段记载正是宣宗阴谋上位的证据之一 因为这段话完全是前后矛盾的。
宣宗个人天资聪颖，装傻乃身处险恶宫廷环境中为自保之迫不得已的手段，实则是经天纬地之才。之所以推举在宪宗诸子中名位不显，出身卑微的宣宗，是宦官集团为自身利益计而一手包办，整个废立过程与宣宗无任何关系。
可宣宗韬光养晦数十年，心机到这种程度 登位过程却如此幼稚可笑。宪宗20子、武宗4子，宣宗却莫名其妙地被动登基。
那么很显然这段材料显然系宣宗登基后一手制造，它既可以显扬宣宗的才能，又可以把自己的即位和为人痛恨的宦官集团撇清关系，从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宣宗上台后打击李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得位不正，难以使武宗时期的大臣信服。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所收《唐故振武麟胜等州监军使孟秀荣墓志》云：
府君大夫讳秀荣……大夫元和三年正月六日授凤翔府仇将军小判官……会昌三年正月六日，从湖南监军，着蕃高班，其年正月八日，除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判官、兼左街功德使判官。四年十二月廿六日，左神策军都判官，除武德副使。五年九月七日，为王妃连累，贬在东都恭陵，已夺朱绂。六年四月廿七日，奉恩命，追赐绿，在南衙。大中元年正月三日，除内养。
会昌六年四月宣宗听政后立即将被贬洛阳的孟秀荣召回，又在之后 “追赐绿”，说明孟定有功于宣宗。而孟早在会昌五年九月被贬洛阳，则会昌六年武宗驾崩、宣宗定位的这一段激烈斗争之时，其人并不在长安，那么若言孟秀荣之功，一定是发生在其被贬洛阳之前，这已经表现出，宣宗可能与宦官集团存在关系。
《孟》墓志中载，他是当时的大宦官仇士良集团中的重要人物，既然孟秀荣乃仇士良集团中之人物，那么宣宗即位前极可能已经与仇士良保持暧昧关系。在《中朝故事》、《续皇王宝运录》等唐人笔记小说中，皆有宣宗为仇士良或仇姓宦官所搭救之记载。
大中年间，宣宗特致使郑薰为早已去世、并无君臣名分的仇士良撰写神道碑，又大力恩宠拔擢仇士良诸子，甚至亲自为仇家奉入宫中的仇氏撰写墓志铭（见《故南安郡夫人赠才人仇氏墓志铭》）。仇家既与宣宗关系如此密切，则两者之间定在登基之前有所联系。
再考虑武宗会昌年间的政局，其时武宗与李德裕致力于抑制大宦官集团，仇士良家遂被籍没，而李德裕欲收中尉兵权更使得宦官集团对武宗、李德裕恨之入骨。寻找一位符合己意，亲善北司的皇位继承人，以期在下一朝恢复自己的权势，也就成了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想要急切完成的目的。而向来装傻却城府极深的宣宗看到此点，便为登基野心而与宦官集团暗中打成一片。
宣宗继位之推手，并非只有宦官集团，内廷另一大势力——翰林学士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翰林学士身居内廷，权力极大，故而往往可以在皇位问题上发挥巨大能量。顺、宪、穆宗等人的即位过程中，都可以看见学士的身影。而武宗朝李德裕以宰相身份执掌大权，打压内廷机构，翰林学士的权力受削，不仅参与枢机之权丧失不少，在仕途上亦为所阻，在自身的危机之下，翰林学士集团与宦官集团可谓政治利益一致——那就是反对李德裕，废除武宗之政治路线。因此宣宗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翰林学士集团所要注目的对象。
按宣宗登基之后，武宗驾崩时的翰林学士五员——白敏中拜相，韦琮、徐商先后登上相位，其他二人也飞黄腾达，由宣宗对诸学士之恩遇，恰可证明他们几位在宣宗登基时的出力。
所以宣宗绝非是徒以“装傻”获得内廷阴谋集团的心仪，在被动状态下被直接推送上皇位。而是这场皇位变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宫廷政治阴谋，宣宗、宦官、学士三方齐心协力，在武宗、李德裕不知情的情况下结为党羽。宣宗是一个城府与心计极深，老谋深算的政客，他在其中相当主动，而绝非仅仅是靠韬光养晦才被相中。

宣宗莫名其妙地登基，以及手段之不正，是绝不可能真正赢得大多数朝士的真心拥戴的。而宣宗为巩固政局，登基之初，不是继续武宗朝已有起色的政治改良，积极挽救积弊日深的大唐国势，而是专注于迫害政敌、制造舆论、美化自我。
宣宗篡位手段卑劣，且武宗乃其与党羽实际上的政敌，自然不可承认自己是武宗的统治者，且自己辈分与武宗之父穆宗同，于是径直以自己为英明神武的宪宗的直接继承人。一方面，他对宪宗展开规模盛大的造神运动，拜谒太庙以至对已死去三十年的父亲悲痛欲绝，活脱脱上演了一出做作的闹剧；同时对元和一朝的大臣及后代大肆封赏，以至于听闻宪宗朝江西观察使韦丹之子韦宙为下僚时直接命令宰臣“速与好官”，做足了文章。另一方面，他紧紧抓住宪宗死的不明不白的弑君疑云，意图将穆宗打成篡逆之君，进而把穆宗一房的穆敬文武四朝斥之为“伪朝”，不仅从神庙迁出郭太后，甚至意图将四宗从太庙迁出。
武宗朝把持朝政的李党，作为宣宗推手宦官集团和学士集团的共同敌人，听政之初，就迫不及待将李德裕由宰相罢为荆南节度，进而一降再降，直至先后两次罗织罪名，使李德裕于大中元年十二月被贬为潮州司马，再贬崖州，最终死于贬所。李德裕自身不保，李党重臣郑亚、李回等先后被斥出朝廷，国家徒然损失大批得力官员，这不能不说是宣宗为己之私而妨害国政的表现。
度过过渡期后的宣宗执政，以“务反会昌之政”为指导方针，重用前牛党官僚。

嗯，现在却有观点认为传统史书对大中之治的记载多有粉饰之辞，认为唐宣宗类似加强版嘉靖，权术水平一流，但实际政绩乏善可陈。论文治，虽然内政大体平稳，但贬斥李党还是造成一系列问题；论武功则名不副实，武力平定党项作乱不成功，只得招抚，收复河煌则是吐蕃已然内乱，张议潮起义之功，唐廷其实没出啥力

在经济问题上，宣宗首先一反“武宗灭佛”，重新支持恢复佛教势力。武宗灭佛操之过急，固有相当多的负面影响，然而其在抑制寺院经济，缓和财政压力方面确实有着一定的功效。而宣宗重新恢复佛教势力，使得武宗希冀以此改善经济的目标化为泡影。而大中朝的经济形势相对会昌年间，并无任何好转，反而不及前朝。大中朝饥馑连绵，朝廷及地方皆开支紧张；而冗官现象在大中朝趋于严重，更是增加了官僚俸禄开支；以致户部钱最后趋于枯竭。唐朝在国势日益崩坏的情况下，纵使宣宗有恢复之志，但国家并不能拿出什么行之有效的措施改革现状，阻止经济的日益恶化。为弥补亏空，宣宗朝廷只能涸泽而渔，将诸藩镇山泽之利收归国有，使得各个藩镇的处境艰难，加剧了地方不稳定现象。所以说，从经济层面来说，宣宗朝除了启用裴休改革漕运等小打小闹外，没有实行什么行之有效的改良措施，无力阻止本就经济问题缠身的唐王朝滑向深渊。
在政治上，宣宗因为与牛党的亲善关系，启用具有牛党背景的白敏中、崔铉、令狐綯等庸相，其人治国并无多大成就，甚至令狐氏还是上下其手、拉帮结派、贪腐成性的奸人。至大中后期，根基甚浅的宣宗甚至对庞大的牛党集团的甚感吃力，在诸多层面受到掣肘。在内廷，宣宗由宦官推立，执政之初不可能不对宦官集团施以恩荣，在大中中后期，宣宗也意图压抑宦官势力，但宦官集团早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老年的宣宗力不从心，绝不可能从根源上对宦官问题有明显地改善，唐朝的宦官问题还是在趋于严重化。
宣宗朝收复陇右，这是其可圈可点之处，但君臣上下并无好好经营之意；对于河朔诸镇，宣宗则一如既往地坚持从穆敬已经开始，经李德裕阐述明显的名义控制、实际放弃之政策，整个国家防务以保守的氛围为主。而为了收拢人心，优待士族，宣宗朝地方藩镇冗官程度进一步加剧，造成了严重的财政负担，又收夺地方山泽之利，导致地方财政恶化，再加上为笼络人心而宽纵的政治风气，使宣宗对地方大员的贪污腐败不闻不问，诱使兵变发生，至大中朝，兵变已经接二连三地发生在以前极其稳定的江南诸镇，这是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其实对于地方政治，宣宗有求治之心，他对藩镇及州县官员的定期移任极为关心，乃至喜欢“微服私访”，调查民情。但其时地方政治之腐败，宣宗也是无能为力了。

《东观奏记》曾记载，宣宗曾令翰林学士韦澳综合诸州风土人情编为《处分语》一书，从而能使他在面对地方官时“无所不知”，达到惊为天人的效果，其对权术之热衷也可见一斑。
对于国家，他虽有兴复之心，却拿不出具有实际意义的改革措施，更无法指明明确的改革方向和领域，只能遇事小修小补，而对唐朝江河日下的局势无力挽回。
总体而言宣宗资质平庸，其所作所为对于一个守成之君来说尚可称道，但在唐朝山河日下的情况当中让他去挽救危局，这是他做不到的。

说完了宣宗 我们就把视角转到下一位皇帝身上，如果说宣宗是个幸运儿的话，那么这位皇帝就是背锅侠了，他就是晚唐倒数第三位皇帝一一唐懿宗
表面上看起来美好的大中之治让宣宗赚尽了美名，而这些表面美好下的隐患一旦爆发出来就统统落到了这位唐懿宗头上了。

宣宗主要是五代孙光宪他们，还有佛教徒捧起来的。
一开始读到他号称小太宗我也很吃惊，但后来看了看具体的过程，实在想不出他为什么能获得这个称号，除去重开河湟外，那还主要不是朝廷的功劳。
蔡东藩评价得倒是非常公允，然版籍徒隶强藩，田税未归司计，有克复之名，无克复之实，终非尽善尽美之举。即如大中政治，亦不过粉饰承平，瑜不掩瑕，功难补过。

宣宗很幸运的，他要是活久点，问题就爆发了。感觉他这个人自卑，也很渴望外人的认同，比如宣宗在女儿嫁娶婚事上，对世家的态度，太倒贴了。
中晚唐时期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个人认为是宪宗和武宗，尤其是武宗，死的可惜了

唐懿宗的背锅之路
宣宗是859年8月死的，同年12月，裘甫就在浙东叛乱了。两者间就隔了4个月，懿宗屁股还没坐热，第一个大麻烦就来了。
在当时的朝廷看来，小小的农民起义，有啥可怕的。懿宗马上调兵展开平乱工作，结果他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的糟糕。
春，正月，乙卯，浙东军与裘甫战于桐柏观前，范居植死，刘勍仅以身免。二月，辛卯，与甫战于剡西……官军大败，三将皆死，官军几尽。
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曰罗平，铸印曰天平。大聚资粮，购良工，治器械，声震中原。
浙东观察使郑祗德被裘甫打得屁**流，很多人会认为这一定是懿宗无能造成的。真是这样吗？
时二浙久安，人不习战，甲兵朽钝，见卒不满三百，郑祗德更募新卒以益之。军吏受赂，率皆得孱弱者。
郑祗德战败的原因，《资治通鉴》写得很清楚。浙东军承平日久，早已腐化，吃空饷的多，队里没几个人，兵器都生锈了。郑祗德招募一些新兵去平乱，结果军吏敞开了受贿，尽让一些没钱上交的老弱上战场。
军队腐化，是个长期的过程，绝不是懿宗当政的几个月就能造成的。懿宗也没有颁布过任何浙东镇的人事任命，当地的官员、军吏都是宣宗朝就在职的。可见，浙东军队腐化、贪官污吏横行存在已久，只不过一直被掩盖得很好。裘甫一叛乱，这些阴暗面才彻底暴露了出来。
不光浙东军腐化了，周围的浙西、宣歙两镇的军队也是一个德性，只会拿钱，不会打仗。一听要上阵，不是装病，就是落马。
祗德馈之，比度支常馈多十三倍，而宣、润将士犹以为不足。宣、润将士请土军为导，以与贼战。诸将或称病，或阳坠马，其肯行者必先邀职级，竟不果遣。
最后懿宗一咬牙，搬出了河南、淮南的正规军，终于在860年6月平定了叛乱。

仅从财政角度讲，真心看不出大中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