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的统治者极力抑制商业。汉初一些商人乘经济凋敝、物资奇缺之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兼并农民。“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遨游，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许多农民在他们的兼并之下陷于破产，流亡他乡，没有破产的也常弃农经商，“背本趋末，游食者众”，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西汉王朝认为：“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于是大力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汉高祖即位后，便极力限制和打击商人的活动。他不仅禁止商人及其子孙为官，规定“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纻，操兵、乘骑马”，并且加倍征收商贾的算赋，“重租税以困辱之”。汉惠帝、吕后时，“复弛商贾之律”，取消了商人衣丝乘车的限制，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官吏”。汉文帝虽“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并实行“入粟拜爵”之令，但商人进入仕途仍然无望。
这一系列措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均有长足的进步。到汉文帝之时，“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犬，烟火万里”。到汉武帝即位之初，“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伯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西汉王朝开始进入鼎盛时期，具备了反击匈奴、开拓边疆的物质条件。
由于汉武帝开疆扩土、用兵四夷，所以财政匮乏。同时，又发生了水灾，富商大贾们则趁机大发国难之财。
其明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廪以振贫。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尚不能相救，乃徒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县官。数岁，贷与产业，使者分部護，冠盖相望，费以万计，县官大空。而富商贾或墆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氏首仰给焉。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田。
因此，汉武帝为了从财政上支持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发展，对私营工商业，尤其是富商大贾采取了限制、打击的政策。汉武帝实施了盐、铁、酒的官营；设置均输、平准的办法；推行算缗、告缗的政策，使西汉前期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遭受重大打击。武帝建立了“七科谪”制。所谓七科谪，即将犯罪官吏、脱离户籍的亡命之人、赘婿、商贾、前有市籍即曾为商贾者，父母有市籍者，祖父母有市籍者七类人列为谪戍对象。
为了进一步从经济上摧抑商人，削弱富商势力，汉武帝还建立“均输、平准”制度，实行算缗告缗政策。均输、平准之法是根据大司农桑弘羊的建议，于元封元年（前110年）开始推行的。所谓“均输”，是将地方上的主要农产品输于官府，政府再将农产品运往他处出卖，获取差价之利，既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又起到调剂有无的作用。所谓“平准”，即在京师设立平准官，以各地输送的物品及大农工官所产的东西为资本，进行交换和买卖，“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以平抑物价，打击商人的投机活动。
算缗和告缗之法颁布于元狩四年（前119年），规定：“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算一。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货。”这项法令包括了算缗与告缗两个内容。所谓“算缗”，就是向工商业者征税，规定无市籍商人必须自报财货，每二千钱交税一算，即120钱；手工业生产者，每四千钱交税一算；非吏而可比吏者、三老、北边骑士的轺车，每车交税一算；商贾轺车每车交税二算；船长五丈以上者交纳一算。隐匿财产不报或报而不实，要罚戍边一年，并没收其全部财产。有市籍的商人及家属不许拥有土地，违令者“没入田货”。所谓“告缗”就是鼓励知情者揭发工商业者隐瞒不报财货或自报不实的行为，规定揭发属实者，将被告财货的一半奖给告发者。此令颁布后，元狩六年（前117年）令杨可专掌。“告缗”之事。元鼎三年（前114年）十一月，再次重申告缗令，“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于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而县官有盐钱缗钱之故，用益饶矣”。算缗与告缗令的推行，使商人地主受到重大打击，官府获得巨大的财富，国家的财政得到充实，达到了巩固中央集权的目的。
汉武帝打击商人，通过搜刮商人钱财，大致解决了国家的财政问题，对社会的根基农民阶层却并未增加多少税收，这正是汉武帝的聪明处！后世的武则天也是采用此法解决国家财政。他（她）们去世的时候，国家并没有真正伤筋骨
这一系列措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均有长足的进步。到汉文帝之时，“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犬，烟火万里”。到汉武帝即位之初，“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伯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西汉王朝开始进入鼎盛时期，具备了反击匈奴、开拓边疆的物质条件。
由于汉武帝开疆扩土、用兵四夷，所以财政匮乏。同时，又发生了水灾，富商大贾们则趁机大发国难之财。
其明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廪以振贫。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尚不能相救，乃徒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县官。数岁，贷与产业，使者分部護，冠盖相望，费以万计，县官大空。而富商贾或墆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氏首仰给焉。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田。
因此，汉武帝为了从财政上支持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发展，对私营工商业，尤其是富商大贾采取了限制、打击的政策。汉武帝实施了盐、铁、酒的官营；设置均输、平准的办法；推行算缗、告缗的政策，使西汉前期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遭受重大打击。武帝建立了“七科谪”制。所谓七科谪，即将犯罪官吏、脱离户籍的亡命之人、赘婿、商贾、前有市籍即曾为商贾者，父母有市籍者，祖父母有市籍者七类人列为谪戍对象。
为了进一步从经济上摧抑商人，削弱富商势力，汉武帝还建立“均输、平准”制度，实行算缗告缗政策。均输、平准之法是根据大司农桑弘羊的建议，于元封元年（前110年）开始推行的。所谓“均输”，是将地方上的主要农产品输于官府，政府再将农产品运往他处出卖，获取差价之利，既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又起到调剂有无的作用。所谓“平准”，即在京师设立平准官，以各地输送的物品及大农工官所产的东西为资本，进行交换和买卖，“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以平抑物价，打击商人的投机活动。
算缗和告缗之法颁布于元狩四年（前119年），规定：“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算一。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货。”这项法令包括了算缗与告缗两个内容。所谓“算缗”，就是向工商业者征税，规定无市籍商人必须自报财货，每二千钱交税一算，即120钱；手工业生产者，每四千钱交税一算；非吏而可比吏者、三老、北边骑士的轺车，每车交税一算；商贾轺车每车交税二算；船长五丈以上者交纳一算。隐匿财产不报或报而不实，要罚戍边一年，并没收其全部财产。有市籍的商人及家属不许拥有土地，违令者“没入田货”。所谓“告缗”就是鼓励知情者揭发工商业者隐瞒不报财货或自报不实的行为，规定揭发属实者，将被告财货的一半奖给告发者。此令颁布后，元狩六年（前117年）令杨可专掌。“告缗”之事。元鼎三年（前114年）十一月，再次重申告缗令，“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于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而县官有盐钱缗钱之故，用益饶矣”。算缗与告缗令的推行，使商人地主受到重大打击，官府获得巨大的财富，国家的财政得到充实，达到了巩固中央集权的目的。
汉武帝打击商人，通过搜刮商人钱财，大致解决了国家的财政问题，对社会的根基农民阶层却并未增加多少税收，这正是汉武帝的聪明处！后世的武则天也是采用此法解决国家财政。他（她）们去世的时候，国家并没有真正伤筋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