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和四年（前89）六月，六十八岁的汉武帝刘彻下了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罪己诏”——轮台诏。
在与匈奴进行了四十三年的战争之后，汉武帝终于痛苦的接受了这一事实，彻底降服匈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汉帝国已无力再战。
汉帝国此时已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在此前两年（前91），发生了震惊天下的“巫蛊之祸”，遭陷害而被迫发动政变的太子刘据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也追随儿子而去；第二年（前90），汉武帝后期最倚重的将领大将军李广利阵前投降匈奴，几乎已宣告了刘彻武力解决匈奴问题的最后破产。
除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挫败之外，刘彻此时也败光了文景之治积攒了几十年丰厚家底，《汉书》中的说法是“海内虚耗”，“天下户口减半”。
轮台诏之前的三个月，汉武帝在泰山附近的封禅仪式上，自我批评：“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通鉴中评论:汉武帝所为已无限接近了秦始皇的暴政（“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如果不是“晚而改过”的轮台诏，汉武帝岂能“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汉武帝十六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
就汉匈战争而言，元狩四年（前119），在毕其功于一役的漠北战役中，匈奴主力实际上已经被卫青霍去病重创，出现了“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的局面，匈奴再也已无法构成对汉帝国的军事威胁。
汉武帝如果在此时结束战争，提前三十年休养生息，又何至于出现汉武帝后期的“海内虚耗”，“有亡秦之迹”。
武帝去世后没几年，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从民间来的贤良文学就试图全面否定武帝时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宣帝即位后的第二年（前72）围绕祭祀武帝要不要增加庙乐，大汉朝廷又一次发生了分裂，大臣夏侯胜激烈攻击了武帝，“人民相食”，“无德泽于民”，宣帝大怒将夏侯胜下狱，但之后又特赦出狱；汉哀帝时，朝臣甚至因为武帝过失太大，建议其庙“宜毁”。
汉武帝曾有一段针对匈奴的发言：“寇可为，我复亦为；寇可往，我复亦往。”在这一点上，他远远不如自己的子孙——光武帝刘秀。
公元45年，西域诸国主动上书要求“内附”，希望东汉政权能够出兵西域，否则他们就只能被迫投靠匈奴了。谁料刘秀对开疆拓土大好良机不为所动，明确拒绝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战争年代的刘秀是亲冒矢石的马上天子，但统一天下之后，他迅速投身反战主义阵营，“未尝复言军旅”，还发出“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