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学习阅读列夫托尔斯泰作品的。五岁时,听着女教师给稍大些的孩子们上课,我学会了说法语。
当我写下第一首诗时,我11岁。对我而言,诗歌的启蒙并非来自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而是杰尔查文(“在皇室少年生日那天”)与涅克拉索夫(“严寒,红色的鼻子”)。
曾就读于皇村女子中学。起初我的成绩非常糟糕,后来变得十分优秀,然而内心却总是不太情愿学习。
1905年我的父母离异,妈妈带着孩子们搬到了南方。我们全年都生活在叶甫帕托里亚①。我在家中学习了中学毕业前一年级的课程,我还常常怀念皇村,并写下了大量庸俗无聊的诗歌。1905年革命的回声隐约传到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叶甫帕托里亚。最后一年级的课程我是于基辅完成的,在封杜克列耶夫中学,1907年我从那儿毕业。
我考入了基辅的高级女子学校法律系。暂时不得不学习法学史,比较特别的是还得学拉丁文,我曾经比较满意,因为当时只纯粹地讲授法律课程,后来我对这些课程也变得冷淡了。
1910年(旧历4月25日)我嫁给了尼古拉·古米廖夫,我们去巴黎度过了蜜月。
在巴黎鲜活的肉体上(左拉如此描写道)新的街心公园铺设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Raspail街心公园)。艾迪逊的朋友维尔涅尔,在“Taverne de Panteon”指着两张桌子对我说:“这是你们的社会民主人士,那边是布尔什维克,而那边是孟什维克”。喜欢不断变换花样的女人们有的打算穿上那种裤子(jupes-cullottes),有的打算穿上几乎覆盖了双腿的(jupes-entravees)。诗歌几乎无人问津,人们之所以购买诗集,仅仅是由于上面的小花饰出自有名或名气不大的画家之手。我当下便已经明白,巴黎的绘画吞噬了巴黎的诗歌。
回到彼得堡后,我在拉耶夫高级文史学校学习。此间我已经创作了不少诗歌,它们后来被收入我的第一本诗集。
当人们给我看伊纳肯基·安年斯基的诗集《柏木首饰匣》校样后,我曾激动异常,读着它,忘记了世间的一切。
1910年,象征主义的危机明显地暴露出来,刚起步的诗人们已经不再追随这一流派。其中有些人加入了未来主义,而另外一些人加入了阿克梅主义。我与诗人第一车间的同道——曼德里施塔姆、泽恩凯维奇、纳尔布特——一起成为了阿克梅人。
1911年我是在巴黎度过的,在那里,我成为俄罗斯芭蕾舞成功首演的见证者。1912年,我游历了意大利北部(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帕多瓦、威尼斯)。意大利的自然风光与建筑艺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如梦如幻,会使你终生难忘。
1912年我的第一本诗集《黄昏》问世。它只印刷了300册。评论家们对它比较赏识。
1912年10月1日我惟一的儿子列夫降临人世。
1914年3月我的第二本诗集《念珠》出版。它的出售大概也就持续了六周。在5月初彼得堡开始沉寂,人们渐渐地逃离这座城市。这次与彼得堡的离别没料想竟成永远。我们再回来时。它已不再是彼得堡,而成了彼得格勒。从19世纪我们一下跌入了20世纪,自城市的风貌开始,一切面目全非。我以为,作为一个初写者爱情诗歌的小册子,理所当然会在世界大事中湮没无闻的。而时间对它的安排却并非如此。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以前的特维尔省度过,它距别热斯克市有十五俄里。这里并非风光宜人:丘陵上的田地被翻耕成整齐的方块儿,磨坊,泥塘,干涸的沼泽,“小门小院”,庄稼,庄稼……《念珠》和《白色雕像》中的许多首诗我就是在那里完成的。《白色雕像》于1917年9月出版。
这本书读者们与评论界是不公平的。为何我这样认为,因为它较之于《念珠》的反响要小些。并且这本诗集的面世,正处于重大的社会变革阶段。交通瘫痪——书甚至连莫斯科都不能运到,它在彼得格勒即被抢购一空。杂志社关门,报社也是如此。因此相对于《念珠》,《白色雕像》一书少了热闹的媒体参与。日渐增多的是饥饿与纷争。多么可怕,而当时却把这些状况都置之度外了。十月革命以后我在农艺学院的图书馆工作。1921年出版了我的诗集《车前草》,在1922年出版了《Anno Domi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