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林徽因一直在被误读，以至于很多人大骂她是“天字第一号绿茶婊”。
但是，当我们细细去查阅各种资料、典籍、书信与回忆录后，发现她根本不是什么“绿茶婊”，她是一片真正的“人间四月天”。

将她从黑暗中拯救出来的是书，
忠厚和蔼的姑姑林泽民让她学会了识字，
识了字的徽因便泡进了满屋藏书里。
在知乎上看到过一个提问：
“我读过很多书，但后来大部分都忘记了，那读书的意义是什么？”
有一个回答非常贴切绝妙：
“当我还是孩子时，我吃过很多食物，现在已经记不起吃过什么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读书对人的改变也是如此。”
读书，不但驱散了徽因心里的抑郁，
也壮阔了她的格局，让她变成了莲花。
那时，父亲忙于政务而常年奔波在外，
小小的“书虫”便成了家里的通信员。
徽因六岁就开始代祖父给父亲写信，
这些家信如今虽然都已寻不得了，
但所幸家人还保存着一批父亲给她的回信。
最早的一封回信，写于徽因七岁那年：
“春深风候正暖，庭花丁香开过，牡丹本亦有两三葩向人作态，惜儿未来耳……”
七岁便能读懂父亲这般字句的书信，
可见徽因读书之广专注之深。
1916年，徽因全家随父亲定居北京，
她被送进了有名的培华女子中学。
徽因那时虽只有12岁，却在同学中一望而皎然。
林清弦说：“一个人的气质里，藏着她读过的书。”
此语用来形容徽因，倒是极为妥帖。
那一望皎然的优雅，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

这一年，徐志摩也来到了伦敦。
“我想跟随罗素学哲学。”
到了伦敦才知道，罗素已被剑桥开除，
有些失落的徐志摩，
只好选择了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于是，24岁的志摩和16岁的徽因，
像老天安排似的无可避免地相遇了。
初见她时，志摩全身一震，
“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
他的五脏六腑被月色晕染了个干净。
初见他时，徽因眼里便起了涟漪：
“志摩认真的诗情，绝不含有丝毫矫伪，
他那种痴，那种孩子似的天真实能令人惊讶。”
于是，志摩开始找各种理由到林家作客。
与徽因一起坐在康桥柳树下看夕阳，
一起看夕阳下闪着金波的潺潺流水，
在潺潺流水边谈文学、谈诗歌……
志摩后来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写道：
“我这一辈子就只那一春，
说也可怜，算是不曾虚度。
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

但这一春随着张幼仪的到来而早早结束了。
1921年3月，张幼仪来到了伦敦。
她是徐志摩发妻，并已育有一子。
徽因万万没想到“原来竟是这般情况”，
站在张幼仪面前，她有些惊慌失措：
“她张着一双哀怨、绝望、祈求和嫉意的眼睛，
定定地望着我，我颤抖了。
那目光直透我心灵的底蕴，
那里藏着我的知晓的秘密，她全看见了。”
那几日，徽因茶饭不思，
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偷偷掉泪。
最终，她做了一个狠狠的决定。
徽因对父亲说：“我很想家，想故乡，想马上回国。”
父亲什么都没问，他心如明镜。
她没有去告别，只给志摩去了一封信：
“志摩，我理解您对真正爱情幸福的追求，
这原也无可厚非。
我但恳求您理解我对幼仪悲苦的理解。
她待您委实是好的，
您说过这不是真正的爱情，
但获得了这种真切的情分，
志摩，您已经大大有福了……”
徽因就这样降下了帆，拒绝了大海的诱惑。

回国后，徽因继续在培华女中求学。
而林长民立马去找了好友梁启超。
他喜欢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
梁思成虽然个子瘦小，但才思敏捷。
喜爱绘画，是《清华年报》美术编辑。
喜爱音乐，是清华管弦乐队队长。
喜爱体育，得过校体育运动会跳高冠军。
外语甚好，译过王尔德《挚友》等作品。
而思成几年前便见过徽因，
对其才华与容貌甚是心仪。
梁启超与林长民便在家长层面敲定了这门婚姻。
但这个敲定，不是勉强，可以变更：
“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
于是，徽因和思成便开始了正式交往。
加速这场恋爱的是一场意外车祸。
1923年5月7日“国耻日”这天，
思成和弟弟思永上街参加示威游行，
结果被一辆车撞飞，满身是血。
那些日子，徽因每天都前去医院服侍，
揩面檫身，把思成照顾得无微不至。
因为频繁接触，两人感情便如火箭般蹿升。

思成原本计划1923年赴美留学，
因为这场车祸，便只得再推迟一年。
这一推迟，正好等到徽因中学毕业。
于是1924年，两人便比翼双飞，
一同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
到了美国，思成问：“你想学什么？”
徽因答：“建筑学。”
思成问：“一个女孩子怎么想学这个？”
徽因眼里闪着光：“因为中国有那么多好建筑，但是却没有现代建筑科学。”
思成原本想子承父业，钻研西方政治，
但他被徽因眼里的光芒打动了：“那我也学建筑。”
哪知思成选了建筑系，徽因却不能。
因为建筑系不招女生。
徽因便只好采取“曲线救国”，
在美术系注册，但选修了建筑学全部课程。
1927年，两人双双以优异成绩毕业。
1928年3月，两人在渥太华携手步入婚姻殿堂。
那天，思成问：“为什么选择我？”
徽因答：“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

在此之前，徐志摩干了一件大事，
在报纸登了个《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通告》，
向全中国宣告：“我们俩离了。”
他想借此挽回林徽因的心。
但徽因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思成。
她对此说过一句很理性的话：
“人生总在祈求圆满，觉得好茶需要配好壶，
好花需要配好瓶，而佳人也自当配才子。
却不知道，有时候缺憾是一种美丽。
太过精致，太过完美，反而要惊心度日。”
徽因写过一篇叫《九十九度中》的小说，
而她就是九十九度的女子，离沸点永远差一度。
减掉一度感性，增加一度理性。
徐志摩虽然多才，但是更多情。
“而女人想要的，毕竟是一份现世的安稳。”
嫁给一个人，便是嫁给了一种人生。
所以，徽因最终选择了踏实可靠的思成。
而这个选择，避免了她成为另一个“张爱玲”。
有句话说得好：“女人越理性，活得越高级。”
你可以保持九十九的热度，
但要想活得美，请把最后一度感性换成理性。

在感情问题上，林徽因被多部传记误读，
以至于很多人骂她是“天字第一号绿茶婊”。
被误读的第一件事情：八宝箱事件。
1931年11月19日早上8点，
徐志摩坐上了“济南号”邮政飞机，
赶着去参加当晚徽因在北京举办的建筑艺术演讲会。
不料飞机撞上白马山，志摩不幸遇难。
随后，就发生了著名的八宝箱事件。
凌叔华对外宣称：志摩一死，林徽因就跑去她家里，争抢徐生前交予她保管的八宝箱。
“因为箱里装着志摩珍贵的文字手稿，还有林徽因和志摩之间见不得光的爱情书信。”
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让徽因备受指责。
但真相并非如此，后来胡适专为此事撰文说明：
志摩死后，胡适作为文坛领袖，
便牵头收集他的遗作以备出版。
胡适找到徽因，请她出面编撰目录，
并让凌叔华把八宝箱遗物交与徽因。
结果凌叔华私自把徐志摩日记扣下了，
所以徽因才上门去问“可否让我看看”，
凌不给，所以才发生了争执。
最后胡适出面，才把日记要了回来。
“里面压根也没有什么见不得的东西。”

被误读的第二件事情：电报门事件。
上海老文人陈巨来写过一本《安持人物琐忆》，
书中记载了一段陆小曼告诉他的往事：
说有一天，林徽因给徐志摩发来电报：
大意是“我孤独苦闷，希望你写信安慰我”。
于是徐志摩就跑去电报局发电报。
哪知工作人员说：你是第五个给她发电报的人了。
徐志摩气得差点喷血。
陈巨来文章一传开，很多人大骂林徽因：
“太浪了，四处招惹男人，玩弄男人。”
但事情的真相是——
1925年，国内局势动荡。
身在美国的徽因担心国内几位朋友的安全，
便写信说：“……给我一个快电，单说你平安，多少也叫我心宽。”
真相仅此而已，只是问安，那有什么挑逗。
如果是挑逗，张歆海收信后就不会感叹：
“我没希望，志摩比我更没希望了。”

被误读的第三件事情：金岳霖事件。
被多部传记共同提到的一个情节是：
1932年，金岳霖对徽因说：我还有机会吗？
林徽因随后找梁思成倾诉：
“我苦恼极了，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如何才好。”
梁思成非常痛苦，仔细思量后说：
“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老金，我祝你们永远幸福。”
徽因没有离开他，说了那句著名的话：
“你给了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我将用我一生来偿还！”
金岳霖知道后，对徽因说：
“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应该退出。”
三人从此终身为友，毗邻而居。
这些故事情节纯粹就是扯淡，
1932年时，林徽因已身怀六甲。
而这年，金岳霖正在美国进修数理逻辑。
汪曾祺写过一篇《金岳霖先生》，
其中讲到一个情节：
林徽因去世多年后，金先生有天宴请好友。
众人大惑不解，金先生大声宣布：
“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举座好友，尽皆唏嘘不已。
后来有人请金先生为《林徽因文集》写一段话，
金岳霖想了半天，一字一顿说：
“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
我没有机会同她说的话，
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不说，才是金岳霖先生爱情的格局。
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仓库，
储着许许多多的经历和正在发生的事情。
人要不被这些纷杂的库存乱了人生分寸，
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心里建造不同的抽屉，
然后分门别类地进行归置与存放。
爱情的归爱情，友谊的归友谊，社交的归社交。
如此，心才会整洁、豁达与富有。
人活起来才方向明确，游刃有余。
林徽因，就是这样一位心多抽屉的女人。
所以对梁思成执着，对徐志摩果断，对金岳霖尊重。
她不是什么绿茶，她只是心多抽屉。
她对人既重情重义，但又有原则分寸。
“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车马喧嚣，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
磊落坦荡，这才是林徽因的格局。

1931年，徐志摩坠机身亡后，
梁思成火速赶往现场处理丧事，
并从现场带回来一块飞机残骸，
交给哭红了双眼的林徽因。
林徽因便把残骸一直挂在了卧室。
朋友问思成：“你就不介意吗？”
思成说：“徽因若不重情，反倒不值得我爱了。”
思成不一定有徐志摩的才华，
也不一定有胡兰成的浪漫，
但他是一个胸中有大海的男人。
1928年，两人从美国归来后，
双双奔赴东北大学，创建了建筑系。
徽因身体不好，一直有肺病。
后来日本侵华，两人便逃往西南任教。
逃难途中，徽因染上了严重的肺结核。
在湿冷的李庄，她卧床难起。
什么都不会的公子哥儿，
学会了侍弄火炉、炖汤做菜，
学会了输液、打针、煎药、消毒。
医生说：“肺结核要隔离治疗。”
思成不同意：“哪有什么可隔离的。”
于是，他自己也染上了肺结核。
为了徽因，思成宁愿低到尘埃里。
徽因爱美，他就为她做了一面仿古铜镜。
从雕刻、铸模到翻砂，每道工序都亲自经手。
并在镜子后面，刻下一段情语：
“徽因自鉴之用。民国十七年元旦，思成自镌并铸，喻其晶莹不珏也。”
27年婚姻生活，他一直奉她为女神。
他说：“我怎能负了她的选择。”
他不负她，她也一样。
抗战爆发后，他们举家逃难西迁。
“思成是个慢性子，一次只愿意做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
思成在建筑学问上是个大家，
但在逃难学问上却是个白痴。
于是，重担便落在了徽因身上。
两人的女儿梁再冰后来回忆说：
“有一次，事先没有警报，
日本轰炸机都到了头顶上，
爹爹还以为是中国飞机呢，
妈妈立即抱起小弟，搀扶着外婆往楼下跑。
当时整个楼房震动，到处都是碎玻璃。
当我们跑到楼梯拐角时，又一批炸弹落下，
抱着孩子的妈妈在刹那间被震到了院子当中。”
徽因带着一家老小，从天津坐船到青岛，
再坐火车经济南、徐州、郑州到汉口……
后来，徽因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段。
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16次，
进出旅店12次，为的是回到自己的后方。”

梁思成与林徽因在美国求学时，
他每次去找她，都要等上二三十分钟。
“她爱打扮，对面容、发式、衣袜，哪处都不肯草率。”
若不打扮到满意，决不会走下楼来。
思成的弟弟思永为此写了副对子调侃他们：
“林小姐千装万扮始出来；梁公子一等再等终成配。”
徽因不但婚前爱美，婚后也爱美。
在逃难西部的火车上，虱子咬得不行。
她爱美，不好意思把手伸进衣服里抓，
结果全身上下肿起了大大小小的红包。
她不但健康时爱美，生病了也爱美。
病再重，也要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
她的一生之敌林洙这样叙述生病的她：
“我承认一个人瘦到她那样很难说是美人了，
但是即使到现在我仍旧认为，
她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美最有风度的女子。”
美学家张世英说：“人生四种境界：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审美境界。审美为最高境界。”
所谓审美境界，就是要活得美。
活得要美，这就是林徽因的追求。
不但富裕时要活得美，贫穷时更要活得美。
在长达九年的抗战颠沛生活中，
即便租住在最偏僻简陋的房里，
她也没有被艰苦的生活所打败。
她去旧货店淘回老家具和旧书，
将野外废弃的粗木地板拾回来铺在地上，
在靠窗的墙上做一个朴素的小书架，
再在下面的木凳子上铺上一些饰布，
并给家里的陶制土罐插上大把野花。
再累再艰再穷，她也要房子装点得“欣欣然”。
她常常在夜晚写诗，还要点上一炷清香，
穿一袭白绸睡袍，面对庭中一池荷叶，
在清风飘飘中吟咏琢磨美丽的诗句。
1932年，儿子梁从诫出生后，
她为他写了那首著名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
是燕在梁间呢喃，
你是爱，是暖，是希望，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在混乱年代里，任何事都无法改变她的积极与乐观。
她说：“我认定了生活本身是矛盾的，我只要生活，体验到极端的愉快，灵质的、透明的、美丽的、近于神话理想的快活。”
生活再艰难，她也要奋力活出人的样子。

林徽因说过一句有名的话：
“许多人都做了岁月的奴，忘记自己当初想要追求的是什么。”
所以，她不愿成为“梁思成太太”，
她要做一个独立的林徽因。
很多人称赞她貌美，对此她回应：
“真讨厌，什么美人美人，好像女人没有什么事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
1932年，日本占领东三省后，
日本学者断言：“中国没有唐代古建筑。”
林徽因闻言就怒了：“我就要去找出来，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侮。”
她和思成一起，开始了中国古建筑考察路。
1937年夏天，在山西豆村，
徽因和思成举目前望，发现一座恢弘殿宇。
这座殿宇就是现在著名的佛光寺。
两人奔向殿宇，在梁下支起高架，
清洗梁底尘垢后，一行字迹显现出来——“功德主故左军中尉王”。
徽因高兴得手舞足蹈：“终于找到了。”
1932年到1945年，两年走遍大半个中国，
考察测绘了数百处古建筑物。
然后编写了《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
1949年，北平解放前，
中共领导找到两人索要了此书，
并以此为蓝本确定了《全国文物保护目录》。
一说到“中国建筑史”，
很多人就只记得思成，不记得徽因。
其实，思成多本书都是在徽因帮助下完成的。
“我擅画图，徽因擅为文。”
所以思成说：“我的文章都是林先生润笔过的。”
徽因更是尤擅设计，中国解放后，
她参与了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三件大事。
第一件：参与设计国徽。
“国徽的主要设计者是林徽因。”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原院长秦佑国说。
第二件：抢救景泰蓝工艺。
“她逛古玩城时，发现了濒临绝根的景泰蓝花瓶，便在清华大学成立了景泰蓝抢救小组。”
第三件：参与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
“她负责设计了纪念碑底座的浮雕纹饰。”
而且，这三件大事都是在她“摘除一个肾、肺病咳血”的情况下完成的。
1950年，国徽挂上天安门后，
梁再冰留着泪感叹：“那红色中也有妈妈的一小滴血。”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朱自煊说：
“现在的人提到林徽因，
不是把她看成美女就是把她看成才女。
实际上，我认为，
她更主要的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学家。”
徽因泉下若有知，定当奉他为知己。
其实，这也是她与陆小曼等的最大不同，
陆小曼始终是朵仰仗他人的菟丝花，
始终抵不住货真价实的辛苦，
始终离不开喧嚣纷扰的社交场。
但林徽因不一样，她是一位能耐寂寞的学者。
她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说明：
“别因为自己是女人，就禁锢了双脚。
真正长存于世的美，从来不止于皮囊，
更是一个女人身上散发出来的独立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