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齐世荣先生近年发表一系列关于史料问题的文章,阐述了运用史料应当官书与私记并重,新史料与旧史料兼采;同时,他又专门论述了回忆录、日记、私人信函等私人文件和小说的史料价值。通过中国史学及世界史学中的大量例证,说明了史料的扩充对于史学进步的关系。这些文章继承了中外优秀历史学家关于史料问题的深刻见解与实践经验,同时又在21世纪的历史条件下,以中西史学贯通的视野阐述了当代史学工作者应具有的史料意识。
【关键词】齐世荣;史料意识;史学工作者

　齐世荣先生是中西史学贯通的学者。很多人知道他是一位从事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实际上他中国史学的素养也十分深厚,这与他的师承关系是分不开的。他于1945-1949年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亲炙邓之诚、陈寅恪、刘崇鋐、雷海宗、齐思和、翁独健、邵循正、孙毓棠、吴晗、周一良等一代名流教授的熏陶指点,在治史的原则和方法上受过严格的训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几十年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方面,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坚持对本专业领域重大问题的探讨,同时他还特别重视史学方法论的教育。在给本科生、研究生讲授世界现代史、国际关系史的同时,还经常讲授史学方法理论课,长期积累了史学方法方面最重要的基本知识,让学生把根底扎牢,使学生们受益匪浅。

近年来,齐世荣先生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史料方面的文章①,体现了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一辈学者的广博的学识和开阔的视野,以学贯中西的通识努力倡导开拓史料的范围,体现出他对深化中国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远见卓识。纵观齐先生新发表的这一系列文章,联系到他在1989年发表的《杨妃入道之年考读后》、1989年发表的《加强合作,促进共同繁荣——评〈民国档案〉进入新的一年》与2001年发表的《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试论当代人写当代史与后代人写前代史》②等文章,都从不同角度谈到史料搜集和史料考据。这些涉及史料问题的系列论述,提醒史学工作者要增强史料意识,把那些具有史料价值而又可能被忽视的材料充分利用起来,以扩充史料的范围,加深对历史问题的研究。这些论述鲜明地体现了齐先生的史学思想,对于史学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史学工作者必须重视史料
　　齐先生在他关于史料、档案、考据等问题的一系列文章中,多次强调史学工作者必须重视广泛地搜集可靠的史料,以作为史学研究的基础。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学术研究必须充分地掌握历史资料的相关论述,并以此来教育年轻的学子。如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他号召青年学子应该向马克思学习。因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当时是最新最革命的学说,但又是以最朴实的材料为基础写成的。如马克思自己所说:我的《资本论》一书引起了特别大的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许多官方材料来评述资本主义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错误。因为在他的著作中,观点与材料融为一体,达到了高度的统一。齐先生赞扬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史料的高度重视。例如,马克思写《资本论》第1卷第8章《工作日》,大量利用了英国《工厂视察员报告》、《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等材料;恩格斯为了说明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除亲自调查外,还广泛使用了各种官方文件和资料。

前辈历史学家关于史料问题的论述,更是齐先生长期关注的重要方面,也是常常被引用来教育青年的。如郭沫若所说:无论做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陈寅恪关于新材料的学术价值也是他经常引用的话。陈寅恪说:一时代的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为了说明史料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他曾举例说明,如现代史的研究,在很长时间内受到轻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研究者看不到原始材料。他还指出:我国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的问题,所以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原因,就是古代材料太少,以很少的材料立说,都显得证据不足,又都有一定道理。因此,各执己见,难有共识。

二、对待两类文字史料的态度
　　和大多数史学家对待史料的认识一样,齐先生认为史料包括文字史料、实物遗迹和口头传说三大类,而文字史料是数量最多、包罗方面最广和内容最丰富,因此治史者应该高度重视和充分利用。

对于文字史料的分类各家说法不一。《隋书·经籍志》分史料为13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史部书增为15类,各派史家还有种种不同的分类方法。齐先生认为,不论把文字史料分为多少种,但概括起来不外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两大类。随着历史学的演变和发展,治史者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广,从传统的政治史拓展到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宗教史等,使得官书与私记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所以文字史料的类别已经远远超过古人的界定。按照当代中外史学发展的情况,他对两大类别的史料做了如下的划分:
　

　官书:国家档案、起居注、日历、实录、正史、诏令、谕旨、奏议、政书、方略、法规、则例、公报、调查报告、会议记录、备忘录、公约、条约、协定、官方统计等。
　　私记:杂史、野史、回忆录、自传、自订年谱、日记、书信、墓志、家谱、族谱、杂志报纸、契约、佛藏、道藏、语录、笔记、地理书、游记、农书、医书、文艺作品(文集、诗集、词曲、歌谣、小说)等。

　如何看待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两类史料对于史学研究的作用,是史著产生以来历代史家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不同的史家由于个人治学的经历、习惯的不同,思维方法的不同,对待各类史料的态度也有所不同。这些不同本是一般学人不太容易发现、分辨的问题,而齐先生在《略说文字史料的两类: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一文中,从对大量事实的精研中,梳理出三种对待上述两类史料不同的态度:

　第一派:扬官书而贬私记。
　　这派学者多认为,官府文书比私家记载更为真实可信。例如,清人万斯同说他自少时就“默识暗诵”列朝实录,“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待其“长游四方”,经常“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刚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
　　近人邓之诚著有《中华两千年史》,他认为:“正史据官书,其出入微;野史据所闻,其出入大。正史讳尊亲,野史挟恩怨。讳尊亲,不过有书有不书;挟恩怨则无所不至矣。故取材野史,务虚审慎,否则必至以伪为真,甚至以真为伪。”

　第二派:扬私记而贬官书。
　　这派学者认为私记较官书更为真实可信。如梁启超说:“所谓别史、杂史、杂传、杂记之属,其价值实与正史无异,而时复过之。”比如,陈寿的《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诸葛亮南征的事“仅得二十字耶”,而常璩的《华阳国志》,则有七百余字。我们要想知道该战役的情况,还是要依靠非正史的《华阳国志》。由此可见,正史如果当作史料来读,它的价值“与一不知谁何之人所作半通不通之笔记,亦可作等夷视也”。

　鲁迅也认为,“野史和杂记”比“正史”更可信一些。因为正史“涂饰太厚,废话太多”,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而看野史和杂记,更容易了然,“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翦伯赞明确指出:“就史部诸书而论,则正史上的史料,较之正史以外之诸史,如别史、杂史等中的史料,其可靠性更小。”

　第三派:认为官书与私记各有短长,应当并重而不可偏废。
　　齐先生列举了从古代到近代一系列持这种态度的史家。刘知幾在《史通》中,把全部史籍分做“正史”与“杂述”两大类。他首重“正史”,在《古今正史》中,勾勒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大势,从《尚书》到隋唐诸史,都予以说明。但是刘知幾在对“正史”的叙述中也有批判,对杂史也不轻视,认为“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能与正史参行。清人王鸣盛也认为官方文书与私人记载互有短长。他主张“读史宜专心正史”,但是他并不轻视小说。他说:“大约实录与小说,互有短长,去取之际,贵考核斟酌,不可偏执”;“采小说未必皆非,依《实录》未必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