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曾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三月，为官时间虽短，勤政建树甚多。尤其值得人们称道和传颂的是他树立了官场廉洁透明新风，笔者略述一二。
两则“启事” 创廉政公开承诺首例
1912年4月，年仅30岁的宋教仁出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即在当时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民立报》醒目位置刊登《宋教仁启事》：“鄙人以菲材承乏农部，为国服务，深恐用人行政不得其当。部中职员量材任用，一切干谒概行谢绝。值此民国新立，时局艰危，何敢再踏前清用人覆辙，有所瞻徇。所望亲知故旧，曲加体谅，不事无谓之请托推荐。以杜夤缘奔竞之风，而少鄙人之罪戾，是所深幸。敬布腹心，惶希垂鉴。”“启事”言简意明，于4月26日和27日连登两天，并电告《民立报》发行部向他亲朋故友较多的北京、武昌、长沙、常德等地各加派1000份，其良苦用心显而易见。
宋教仁认为前清腐败积弱的根源在于“请安磕头，夤缘奔竞”所致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用人腐败，因此他对官场“攀龙附凤的腐败风气”深恶痛绝，想以“启事”这种公开承诺的方式在他管辖的范围内革除用人腐败。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官场请托干谒、攀龙附凤的积习顽固不化，某些不以为然的新贵，一些心有不甘的亲友依然缠绕不断。为断绝这些人的念想，50天后的1912年6月7日又在《政府公报》登出了一则《农林总长宋教仁启事》：“敬启者：本部建设方新，事尚单简 ；加以部款支绌，未暇扩充，积此二因，用人甚少。凡大雅所推，或上书请试，诸君子其姓名住址均已汇登记室，俟将来本部扩充，需才孔亟之时，再行函聘。此刻诸君行止，尽可自便，幸勿为守株之待，致误杖策之游也”。两则“启事”展现了宋教仁杜绝人事腐败的决心，也成了公务员廉政公开承诺的首创。

一份“公报” 开机关财务公开先河
腐败源于权利避开监督的暗箱操作，保证权利在阳光下运行就能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主政农林部，宋教仁继刊登“启事”实行廉政公开承诺之后，又一惊人之举就是晾晒“三公经费”。1912年6月8日北京政府第39号《政府公报》刊载《农林部咨财政部5月份决算清册》，将农林部当月所有收支分项细列，公诸如众。宋教仁认为部中一切费用，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收支是否合理，应向国民公开，接受国民监督。半个世纪前，台湾学者吴相湘在其《宋教仁传》中特别提及：“有应指陈者，宋氏担任农林部为期不足三个月，其所设施已有可观：如设立农艺、林艺、畜牧试验场，农政讲习所，特派专家前往奉天，吉林实地调查林产，制定各级林务、垦殖、渔政机关官制，均已见诸行事。其在计划中者，尚不与焉。而最值得大书特书者，即其树立清廉俭朴之政风，观乎《政府公报》6月8日第39号刊载《农林部咨财政部5月份决算清册》，殆为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惟一之特例……”首开中国政府机关财务公开先河。

一封“谢函” 树坚拒金钱利诱典范
1912年10月，已辞去农林总长的宋教仁准备回湖南桃源看望阔别八年的老母、妻儿。袁世凯托人送来一套西服，宋教仁推辞不掉，只好收下。行前，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再次造访，寒喧过后，从公文包中抽出一张交通银行五十万元支票塞到宋教仁手里，宋教仁不受，袁说“家父知道宋总长两袖清风，回乡省亲，需要盘程，家父一片好心，总长不要误会”。为避免当面再三推辞的尴尬，宋教仁只好暂留，“那就请云台兄（袁克定字云台）代我谢过大总统”。
离京前夜，宋教仁写了一封谢函：“慰公总统钧鉴：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赐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知己之报，期以异日。教仁百拜。”连同五十万元支票封在一起，托人在他离京后送交袁世凯。非份之财，分文不受。
“袁世凯素喜以国家之公产，供个人之笼络……尽取今日之元勋巨子及其徒卒而牢笼之。数百金之不足，而勋位焉，上将中将少将焉，铁路督办焉……”。“革命党人中途变节为袁以金钱收买者颇不乏人”，唯有宋教仁例外,委以总理不就，馈以巨金不受。“权位金钱不能淫，清廉政治家之风骨，宋氏有之矣。”
王加庆 喻俊伟 彭道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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