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自隋唐以来科举制度便为士人厘定了由学而仕的终南捷径,将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蜕变为功名利禄的欲望追求.十年苦读,一旦登科应举便可取名致官、裕身肥家,实现政治经济地位的彻底改变.依据这一传统的功利价值导向,"学"异化为致"仕"的有效手段,"仕"演变为"学"的终极目的,"学以致仕"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理所当然的价值诉求.然而,明清晋商却不甘心于为仕而学的束缚,断然提出"学而优则贾",令"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他们突破了士人"为学-入仕-名世"的传统路径,堂而皇之地表达出对经商业贾的热情与渴望,开启了士人阶层多元价值取向的新格局.

一、学而保商的价值取向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统治者人为进行的四民划分中,"惟士为尊",而工商则被定位于四民之末,被视为"市井贱夫".在封建政府抑商政策的长期影响下,轻商、贱商的传统价值观在人们的意识中普遍而深刻,经商业贾被看作是市井小人之事,往往为人所不屑.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导向与科举制度的相互交织,使得读书仕进成为众多士人理所当然的价值追求.然而,明清晋商却无意于为官入阁的政治诱惑,坦荡而自信地宣称"商贾即其本业",将从商业贾定向为安身立命之业.当成千上万的士人依然执着于"朝为田野郎,暮登天子堂"的宦海仕途时,明清晋商却特立独行地宣称"学而优则贾",与传统的价值导向形成强度反差.

　1."学而优则贾"是对传统价值取向的叛逆与颠覆
　　"秀才学生意---改邪归正",[2]明清晋商"学而优则贾"的价值取向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叛逆.面对中国封建社会"四业"僵死不变的排列模式,明清晋商以昂扬自信的姿态提出了"学而优则贾"的人生设计,第一次在价值目标的追求上将商置于仕之前.这种价值观念上的创新从根本上颠覆了儒贵贾贱的传统偏见,赋予从商业贾在价值层面的肯定意义."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2]105他们超越传统价值导向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崇商敬贾,以商为本,满怀热情地将商业定向为自己的价值归宿与目标.以此作为群体成员行动的心理依据和追求目标,许多士人、儒者纷纷跳出科举制度的历史窠臼弃儒从商,或者干脆学而保商.以"世兼儒贾为业"的榆次常家为例,其九世常万玘、常万达聪颖好学,"以其学业,进痒如囊中取物",[3]学成之后却并未登科应举而是继承家族产业经商业贾; 十二世常麒麟学贯经史,考入国子监后坚执"子贡亦贤人也,吾从子贡"[3]的价值取向,弃儒为商; 十四世常旭春、常赞春、常麟图同时中举,其中常旭春有"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之美誉,但最终选择了为商入市.面对当地民众的崇商扬贾,清末山西举人刘大鹏不禁扼腕痛惜: "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竞弃儒而就商者."[4]
　　雍正年间的山西巡抚刘于义也在奏折中称,山西民众"重利之念甚于重名 …… 以故士风卑靡".[1]68由于重商之风浓厚且普遍,"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4]78而明清时期与晋商齐名的徽商所在地徽州,却是"连科三殿撰( 状元) ,十里四翰林",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可见,当时的山西民众形成了以商业为"功名"的价值取向,他们对读书入仕的传统路径不再有足够的热情,而选择在商业领域一展才华来肯定自己的价值存在.

　2. "学而优则贾"彰显了晋商作为商人的自信与自豪
　　"生子有才可做商,不羡七品空堂皇",[2]104明清晋商以商为本,将商业进行得彻底而纯粹.虽然身处视商业为末业、视商人为"市井小人"的重农抑商环境,晋商却理直气壮地宣称"商贾即其本业",将商业视为一项庄严而有意义的事业并为之奋斗.
　　他们或由亲朋提携,或由乡友引荐,络绎不绝地踏上经商的旅程.特别是在晋中一带,励志为贾成为普遍现象.因而,在子弟出路的选择上,才华俊美者被选拔学商已然成为风气.他们以商为本,学而保商,将从商业贾演绎为自觉的价值追求,坦荡而自信地搏击于商海."经营之道,自古及今,所以贯通国家之命脉,周流天下之财源,取之以道,利己利人."[5]
　　在晋商的意识中,经商不仅仅是养家糊口的生存形态,更是一项承担社会责任、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事业.日昇昌票号"汇通天下"的匾额就毫不掩饰地彰显了明清晋商作为商人的自信与自豪.

然而,同时代的其他商帮却并不具备如此的职业自信.以同样雄峙商界的徽商为例,徽商洪庭梅曾慨然道: "今庶几惟所欲为,奚仆仆风尘以商贾自秽."[6]徽商汪才生则告诫其子: "毋效贾竖子为也."与晋商将商业定向为价值归宿不同,徽商从内心里鄙视商业.当生活难以为继时他们被迫将经商作为生存谋利的手段,一旦在财富上有所积淀就会激励子弟读书仕进."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 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7]
　　就徽商而言,出仕为官是"大吾门"、"亢吾宗"的唯一路径,从商业贾即使身家巨万也同样自惭形秽."人生世间,士农工商,各习一艺.既不能为士子,又无力于农工,势必为商贾矣.虽居四民之末,岂不学规矩乎?"[8]徽州民间商业抄件的这段序言,字里行间折射出从商的无奈和位于四民之末的文化自卑,这与晋商的坦荡自信形成了鲜明对比.

　3. "学而优则贾"昭示了晋商的价值理想与追求
　　"市井贱夫可以平治天下",就晋商而言,人生价值的实现并不拘泥于读书仕进这一传统路径.在他们的价值视阈中,为商入市同样能够祈望有形生命的不朽,向着"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迈进."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9]虽然投身财货之场,明清晋商的价值理想却并没有随之湮灭,很多"幼有大志"的个体依然执着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设计,孜孜于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追求.
　　对他们而言,求利是商业活动的目的,却也是发展自我、实现自足与完善的基础和手段,与"内圣外王"的超越性追求密切相关."向遇国家之急饷、省会之灾祲,商会等皆慨乐输将,捐集巨款,及乎晋省之赎矿,铁路之筑基,商号等以事关实业,亦均筹借巨资."[10]
　

　就明清晋商而言,经商求利虽然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但却不是最高的、本质的诉求,作为商业主体,他们具有超乎利益之上的价值考量和意义审视.在他们的价值观里,经商业贾同样可以担当对社会、民族的道义及责任,因而他们在积极谋求现实利益的同时,努力朝向"修齐治平"的价值理想前行.以山西民众的争矿运动为例,1908 年面对英国福公司的苛刻与山西财政的窘迫,祁县富商渠本翘与众多票商为了赎回关乎山西人民生存的的矿权及路权,"旬日之间集款百万,得以如期应付,克藏全功",[10]335迫使英国福公司交出了在平定、阳泉等地攫取的开矿、办厂、筑路特权,赢得了社会公众的一致赞叹."社稷兴衰乃哀民之大德",晋商的群体实践表明,他们经商业贾的表象之下潜匿着承担社会责任、追寻生命意义的价值追求.正是这一价值追求,为明清晋商行为范式的构筑提供了方向性的规定,为其商业生活支撑起价值理想的居所.可以说,他们中的许多人把"修齐治平"诉诸个体生命意义的把握,以经商业贾的方式实践体征着"三不朽"的人生信仰,通过担当社会义务、履行社会责任不断放大自己的人生价值,拓展自我的意义世界.

　二、儒贾相通的原因探析
　　明清之际,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民众的价值取向不断受到现实的修正,传统的"四民"模式逐渐被经世致用的"商士农工"思想所打破.面对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和士人治生为急的现实困窘,晚明儒学逐渐由上行的"得君行道"转向为下行的"化民成俗",为士商相通寻找理论上的契合点.与此同时,三晋大地由来已久的商业传统与"贾而成功者十之九"的示范效应为明清晋商的学而保商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而明清捐纳政策的负面影响则从另一个侧面促进了明清晋商"学而优则贾"价值取向的确立.
　　1. 学者存在治生为急的现实困窘
　　"十年窗下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闻",为学入仕对普通士人具有无可置疑的诱惑力.然而,明清时期虽然士人数量剧增,但通过科举正途录取的名额却增加无几,致使士人考取功名的路径越来越窄.如蒲松龄一生九考未中,洪秀全六试不第,诸如此类举不胜举.对于屡试不第的士人而言,生活的巨大压力使之存在以治生为急的现实困窘.与此同时,成功入仕往往也非一人之力所能为,可以说"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
　　面对现实与想理的巨大反差,士人阶层逐渐衍生了读书与治生相结合的社会自觉,认为"学者以治生为先务",只有通过治生获得经济独立,方可保全人格尊严.为此,王阳明进行了"四民异业而同道"的命题论证,将被贬为四民之末的工商之民与士等量齐观.陈确进而认为"勤俭治生才是学人本事",在观念上打通了读书与治生的通道,悄然拆除了士与商之间的思想壁垒.而归庄干脆提出士不如商:"士之子恒为士,商之子恒为商……然吾为舜工计,宜专力为商,而戒子孙勿为士",[12]360对工商阶层做出了全新的价值认定,为士商相通找到了理论上的契合点,也为士人投入商品经济大潮奠定了思想基础.

2."贾而成功者十之九"的示范效应
　　明清之际,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商业贸易发展迅速,商业成功的机会显着增加.山西由于地理条件、风俗习惯、经济政策等因素影响,民众崇商重商思想浓厚,豪商巨贾络绎不绝.如平阳亢氏、介休侯氏、太谷曹氏、祁县乔氏、榆次常氏……,不一而足.当时,山西票号的总号所在地平遥、太谷、祁县,晋商大贾们"走远方,积金钱,夸耀闾里,外则车骑,入则广厦,交接缙绅",[13]逐利四海,令人艳羡."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者十之九",[14]
　　这些成功的山西商人深刻地影响了晋中乃至山西的社会风俗、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以至于民间流传"生子有才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2]104"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2]104的说法.据说日昇昌由于生意兴隆,"汇通天下"的名气使为商入市成为众多父母为儿子设计的理想前程,"人养好儿子,只要有三人,大子雷履泰( 总经理) ,次子毛鸿翙( 协理) ,三子无出息,也是程清泮( 内事) ".[2]103当人们可以比较轻松地通过经商业贾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存在时,对传统的读书入仕便失去了兴趣."当此之时,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学商贾,谓读书而多穷困,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4]17可见,山西商人在商业上的成功作为晋人从商不可或缺的鼓舞力量,进一步强化了山西人"学而优则贾"的价值取向.

3. 明清捐纳政策的负面影响
　　如前所述,随着时代的变迁士人入仕的路径越来越窄,相当一部分人困顿竭厥,挣扎在生活贫困线上,不仅物质生活缺乏相应的保障,其内心也日益受到外部环境的挤压.这样,在寒窗的"内圣"砥砺失落了功名的"外王"晋爵之后,明清士人随之陷入了为学入仕与物质生存的错位痛苦.与此同时,明清大开捐纳之门,只要按照规定缴纳现银即可捐官、加级、送士子入国子监读书,或者给匾示旌,给顶事荣身.这样工商阶层便可以通过财富跻身士儒阵营.
　　以清朝为例,雍正五年的捐纳政策指出: "除府、同知不许捐纳,其通判、知州、知县及州同、县垂等酌议准捐."[15]2199据《清代七百名人传》记载,通过捐纳官至总督巡抚的绝非仅有,刘锦棠、煊焕、端方、盛宣怀皆在其列."商而优则仕",当功名不经意间沦落为财富的奴婢时,士人形上意义的精神追求便伴随财富的生长趋于暗淡,传统举试的诱惑在行商坐贾的利益炫耀中也显得苍白无力,不容乐观的社会现实使大量士人不得不放弃仕途而经商业贾.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的大举变迁,士人的理想人格趋向弱化,而工商业者则以经世致用的崭新形象进入公众视野.随着士商两个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升降分合,传统"士农工商"的凝固模式逐渐被打破.这样,工商业者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尊重与重视,之前士人心目中唯利是图、锱铢必较的商人形象被逐步得到修正,而将商业"贬之曰末务"、视商人为"市井贱夫"的传统偏见也随之消除.此时,明清晋商率先进行了由"学而优则仕"向"学而优则贾"的转变,实现了群体价值取向的转变.

　三、士商互动的现实效应
　　毫无疑问,明清晋商并不轻视读书,而只是不愿固守"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价值取向.他们以商为本,学而保商,将培养出的一批又一批知诗书识礼仪、善经营懂管理的文化精英源源不断地输往商界,使得他们儒贾相济,坦然从商."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4]48晋商之中学识出众者不乏其人,甚至清末举人刘大鹏也感慨: "余于近日晋接周旋遇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自今以往,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4]48随着大量的俊秀之才荟萃于行商行列,明清晋商日渐呈现出特有的气质和活力.
　　1."学而优则贾"的价值取向促进了知识与经济的内在结合
　　商业实践中,素质优良的人力资源往往被认为是提高投资效益、促进财富增长的重要因素.作为知识与经济的内在结合,"学而优则贾"的价值取向使得众多学识渊博、才能卓越的贤能之士集中于明清晋商的行列之中,日昇昌票号经理雷履泰,蔚丰厚票号经理李宏龄,协同庆票号经理刘庆和,大德通票号财东乔致庸、经理高钰等都是晋商中的杰出代表.
　　他们学为商用,以学保商,凸显出大量具有开创精神、敢于定义商业新秩序的大气象之人.以金融泰斗雷履泰为例,他在弃儒从商后,居然凭借个人的商业智慧发明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山西票号,并因此引发了中国金融业的革命.作为结果,山西票号不仅使得诸多商人卸下了实银运送的沉重负担,而且促进了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在南北大地梳理出一条金融流通的大血脉.对此,经济学家马寅初感慨: "票号的运营既无长途运现之烦,又无路途水火盗贼之险,而收解又可两清,商业之兴,国富以增."[10]675与此同时,晋商创造性的所有权、经营权两权分离的运营模式,以及伙东制、股俸制、身股制等特色鲜明的管理模式,即便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今天仍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而其采用的联号制度则被西方学者认为已经具有了现代美国托拉斯式跨国企业集团的雏形.作为知识与经济相结合的典型产物,山西票号"汇通天下"、"利赖九州",一度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务甚至控制了清政府的经济命脉,创造了中国商业史上的奇迹.

　2."学而优则贾"的价值取向凸显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契合
　　"知春秋大义,为学子本色",[3]"学而优则贾"对于明清晋商,不仅提供了充分的学识准备,更积淀了丰厚的修养储备.随着大批饱学之士进入商界,儒家的诚信、仁义、忠恕等精神在晋商中蔓延,使得君子风度与圣人气象在晋商群体中日益凸显,在不自觉间增进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契合,提升了晋商群体的职业素养.如蒲州商人王文显强调"利以义制,名以清修",[9]4执意用道德正义来规范求利行为; 而祁县乔致庸则"首重信,次讲义,最后才是利",坚持在自己的感性欲求中注入道德理性的调节因素; 与此同时,晋商亦非常重视以儒家的伦理思想规范员工的职业操守,如祁县大德通票号经理高钰"命阖号同人皆读中庸大学,盖取正心,修身而杜邪教之入".[10]573面对现实利益的诱惑,晋商以儒家学说为参照不断地进行自我审视和反省,自觉地将功利的追求置于道义的指导规约下,形成了"轻财尚义,业商而无市井之气"的精神气质.
　　"虽以营利为目的,凡事则以道德信义为根据."[16]经商固然少不了孽孽为利,但晋商在经营实践中用儒意以通积贮之理,完美地将儒家伦理的行为方式植入到经济活动中.在他们看来,商业主体虽以财富为诉求,但应当将伦理正当性作为商业行为的价值判断,自觉地以道德的方式遵从自我获利的驱动力,对个体的感性欲求进行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为此,他们坚执对于信义规范的内在立场,"宁自茹苦绝不负人",使被贬抑的商业活动闪现出诗意的理性光辉,并得以"以诚信重义号令天下".

　3."学而优则贾"的价值取向使晋商实现了经济与伦理的双重肯定
　　晋商学而保商、士商互动的价值取向导致大批具有良好道德素养和卓越经营才能的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地汇入明清晋商之中,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保证了经营者见识、品德、素养的不断优化.这就使得晋商的气质、德行、判断力和洞察力不断提高,不仅在商品市场瞬息万变、供求之间盈亏莫测的情况下善于审时度势,而且能够"用儒意以通积贮之理",以厚重的伦理底蕴为支撑将"论语"和"算盘"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如蒲州商人王文显"与人交,信义秋霜,能析利与毫末,故人乐取其资斧,又善审势伸缩,故终身弗陷于井罗";[9]《常氏家乘》的作者在记述祖上时指出"其深藏若虚也,有良贾风; 其忆及屡中也,有端木风; 持义如崇山,杖信如介石; 以故利则渊深,财则阜积,虽古之陶朱不让焉"……[3]由于晋商把儒家的传统做人准则融入到经营理念中,以诚正己,信义取利,不断调适弥和传统文化精神与现实之间以及伦理道德与商业逐利之间的矛盾,形成了以信义为核心的商德规范和贾道精神.面对展现在眼前的诱惑,晋商自我约束自我修省,他们努力打破经济与伦理之间的隔阂,用价值理性制约主体的利益追求,坚持经商有道,做人有德,将其发展导入良性循环,实现了商业与伦理之间的良性互动."以故营业资本虽少,因其信用昭着,直不啻有十倍之有形资本.因之可得十倍之利益.加之信用既厚,招徕亦易.于是业务基础将因此而日益巩固.
　　信用之益于商人者,顾不大哉! "[17]晋商的道德自觉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和价值,客观上却为其赢得了能够以一博十的良好信誉,为其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商业资源,成为促进其发展的有效路径.作为结果,明清年间晋商如狂飙般崛起,其票号、商行遍及全国各地,许多地区甚至出现了"晋商不至,产无所泄"的空前局面.尤其是到了清代,财力雄厚、阵容强大的晋商首创票号并且"汇通天下",一度控制清政府的经济命脉,"有聚散国家金融之权,而能使之川流不息",[10]767形成了一种气势磅礴的商业大气候,最终得以"执各大埠商界之牛耳",[10]18在获得道德肯定的同时创造了商业史上的奇迹.

　四、结语
　　在官本位的权力社会中,明清晋商"学而优则商"的价值取向是叛逆更是创新.他们超越传统价值观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坦荡而自信地将从商业贾看作"贯通国家之命脉,周流天下之财源"的崇高事业,以贾业而实现"立德"、"立功"的儒学超验转向,让为世人所不屑的商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光彩.这一人生价值取向的转变,使得大批的三晋才俊之士毅然决然地弃儒就商,不仅促进了知识与经济的结合,也为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注入了精神动力,更让山西民众走出了一条新型的人生之路,这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