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的衰亡并非是由外部因素所造成，亦即并非由于其敌人在数量上大占优势，亦非因为帝国本身缺乏政治领袖。事实上，罗马帝国在其最后的百年中不乏伟大的政治家，例如英雄人物斯提利科[1]就集日耳曼的勇武与老道的外交手段于—身。然则为何日后那些土头土脑的封建部落诸如墨洛温人[2]、加洛林[3]以及撒克逊人[4]能够动员足够的兵力去抵挡撤拉森人和匈奴人的凶猛进攻，而罗马人即使有斯提利科之辈为领油却已完全做不到这一点？答曰：罗马帝国早就已经在衰落中，蛮族的入侵只个过为罗马漫长衰落过程划了一个句号罢了。
　　不过首先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古典西方文明的衰落并非由于罗马帝国的衰亡所造成。事实上，古典西方文明本身在此之前早就已经没落，但罗马帝国作为一个政治结构却在古典文明衰落几世纪后仍然存在。早在第三世纪初，罗马文学已乏善可陈，罗马法学则与其各学派一起退化；希腊罗马的诗歌几已绝种，历史编纂—片凋零，甚至连铭文都已难得一见。用不了多久连拉丁文本身都已让位给各种方言。
　　再过一个半世纪即当西罗马帝国最终灭亡时，帝国内部事实上已经从文明退化为野蛮状态了。只不过外部蛮族的入侵并末建立新的制度来代替帝国的旧制度，以至墨洛温王朝至少在高卢一度基本上是罗马外省组织的延续。
　　由此我们不能不问：古代世界文明衰落的原因究竟何在？

对此自然早就有过各种解答，有些不着边际，有些则从正确前提导出错误结论。例如有人论证说，是专制主义扼杀了古代人的心智及其政治生活。然而再明显不过，腓特烈大帝[5]的专制主义恰恰是促成欣欣向荣的动力。另外一些人宣称，上层社金的奢侈与堕落乃招致历史对他们的惩罚。但奢侈与堕落都只是病兆，而非病因。导致古典文明衰亡的原因远比任何个人的邪恶重大得多。
再有一种解释则将重心放在罗马妇女的解放上，即认为统治阶层之间婚姻纽带的解体削弱了古代社会的基础。这只能说明我们时代的反动者仍然在不断重复当年那位有偏见的反动者即史家塔西陀关于所谓日耳曼妇女的故事，实际上这妇女乃是一个作战农民的悲惨奴隶罢了。真正讲来，这种理化的“日耳曼妇女”与日耳曼人最终荡平罗马几乎浑不相干，就像广为人知的“普鲁士小学教师”与普鲁士在克尼格雷茨战役[6]中取胜一样不相干。事实上，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古典文明的衰落毋宁说与社会下层阶级之间家庭纽带的重建有关。
还有一种解释同样来自一位古代人的证言，即老普林尼的名言：“大地产毁掉了意大利”。一位现代学者由是说：“看吧，毁掉罗马帝国的正是罗马的容克贵族们”。对立的一方则答辩说，“也许是这样，但这恰恰是因为大地产本身已被进口谷物所毁掉。设若当时罗马能高筑关税以保护农业，帝国或将延续至今”。然而我们下面立即会看到，古典文明的覆灭恰恰标志着农民阶级复兴之开端。
达尔文主义的解释自然更不会缺乏。近来一直都有人论证，自然选择过程当时乃逆向而行，因为当时的征兵制使得最强者都成了独身，从而导致罗马种族在古代后期日益劣质化。但我们将会看到的是，事实上当时军队乃日益从士兵的子弟中征募，而这种发展趋势恰恰加速罗马帝国的衰亡。
以上种种已足以说明迄今为止人们是怎样回答古典文明为何覆灭这一问题的。以下我将对方法问题先略作评论，然后提出我自己的回答。
一个说故事的人要能引起听众的高度兴趣通常总要使听众相信这故事乃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息息关，从而最后能引出某种教训。我要讲的故事则完全不同。对我们自己今天的社会问题而言，古代史能提供给我们的东西实在微乎其微甚至根本没有。今天的无产者与古代的奴隶之间，就像一个欧洲人与一个中国人之间一样，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们今天的问题与古代的问题完全不同。因此我要讲的故事只有纯粹的历史兴趣。但尽管如此，这故事却是有史以来最引人入胜的故事之一，因为它描述了一个古典文明的内在解体。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清楚界定古典西方社会结构的特质。我们将会看到，正是这些特质规定了古典文明发展的轮回。
首先，古代西方文明就其本质而言基本上是城市文明。城邦是政治生活及文学艺术的中心。同样，至少在古代的早期，经济是由我们今日所谓“城市经济”为主所形成的。
希腊时代的城邦基本上无异于中世纪城市。两者间的差异无非是地中海地区与中欧地区在气候和种族上的差异，就像今天英国工人不同于意大利工人，而德国技工不同于意大利技工。
从经济上讲，古代城邦立足于一种以城邦本身市场为中心的交换经济，即以城市工艺产品来与其内陆农村的农业产品相交换。这种贸易乃是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直接进行的而且基本上满足所有需求；任何从外部的进口都无必要，事实上绝大多数希腊城邦都实现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自给自足[7]。
诚然，在这种本地贸易的基础上，国际贸易很早就已开始发展而且其所及地域甚广，交换品种亦多。由此，历来关于古代史的讨论大多都集中在那些拥有船队从事国际贸易的城邦，从而常常使我们忘记，这种国际贸易在数量上是何等微不足道。由于古代欧洲的文明是一沿海文明，其历史记录因此压倒性地首先是关于沿海城邦的历史。然而，与这些高度发达的城邦商业经济并肩而立的恰是在性质上正好相反的自然经济，即内陆原始农民的自然经济，这些农民或生活在部落共同体中，或生活在封建家族长的支配下。当时正常稳定的国际贸易只能依赖海路和大河。古代西方根本没有与内陆的贸易，更谈不上与中世纪的内陆贸易相比。备受推崇的罗马大道并不是用作通商之途，罗马的邮政亦非为商业服务。当时内陆土地的地租与河岸一带土地的地租有极大的差异。靠近罗马大道被看成是一种倒霉而非运气，因为这意味着要常受军人驻扎借宿之骚扰。简言之，罗马大道乃为军队开，而非为商业开。
在这种状况下，自然经济很少受到触动，商业当然也就不可能得到延伸。古代贸易事实上只限于数量很少的贵重品，诸如贵金属、琥珀、精美纺织品，以及铁器和陶器之类。所有这些总的来说都是奢侈品，由于其价格极高，因此尽管营运费昂贵仍然有利可图。但这种贸易在任何意义上都无法与现代商业相提并论，因为这就像是说今天的贸易只有香槟、丝绸之类而无其他一般，然而所有的统计都可以告诉我们，今日贸易的大宗都是大众消费品。
诚然，有些城邦如雅典和罗马曾依赖进口来保证其谷物供应。但这些例子都不是历史的常态，而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供应品的征集亦都委托给公共权威；古代城邦不会也不能把这些事交由不受控制的私人商号去做。
由此，古代国际贸易的受益者并不是大众及其日常需求，而只是很小一撮富裕阶层。换言之，在古代西方，贸易的扩展只有贫富日益分化才可能。更重要的是，这里我们看到了古代文明的第三个典型特征，即这种贫富分化在当时采取了一种特定的形式与倾向：古代西方文明乃以奴隶制为基础。
　　从一开始，城市中的自由劳动与乡村中的奴隶劳动就同时并存。在古代西方，就像在中世纪一样，一方面存在着为城镇市场产品交换而进行生产的自由劳动分工，另一方面则存在着在乡村庄园生产而且只为乡村庄园生产的非自由劳动。也与中世纪一样，这两种劳动组织方式之间的天然对立乃与日俱增。

但更重要的是，要维持那种以奴隶营为基础的生产制度已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奴隶营乃需要不断补充，而这已不再可能。当奴隶供应停止后，奴隶营也就注定要绝迹。
首先，从晚期罗马的农业手册中可以看出，奴隶价格的提高导致了技术的改进，亦即奴隶开始得到更多的训练。但在公元第二世纪的侵略战争之后（此时战争已是完全以掠夺奴隶为目的），事实上已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靠既无家庭又无财产的奴隶来维持种植园了。
为了确认和把握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只要比较一下罗马后期种植园的状况和加洛林时代大地产庄园的状况就能了然。前者的状况可从罗马后期农业手册中来了解，后者的状况则可从查理曼大帝颁发的“领地管事须知”及当时修道院的有关记录中来掌握。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两个时代中，奴隶都是作为农业劳动者来使用的，而且他们都没有任何法律保护的权利，尤其是，奴隶主可以任意压榨他们。因此，在这些方面，两个时代并无变化。同样，罗马时代庄园支配的许多特点在加洛林时代也还都存在，这甚至在有些词的词根上都可以看出来；例如，在古代女人住所称为gynaikeion，在加洛林时代则称为genitium。
然而，有一点则是根本改变了：罗马的奴隶都住在一个集体主义式的奴隶营中，而加洛林时代的奴隶则已有他自己的小茅舍，小茅舍所占之地则是他以劳役为交换而从其主人的土地中借用的。加洛林时代的奴隶实际上已是“小农”。特别是，他有了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财产。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加洛林时代的奴隶已经与庄园相分离。这一重大变化是在罗马后期发生的，因为那时奴隶营已无法补充奴隶。当奴隶主允许其奴隶有他们自己的家庭并进一步把奴隶变成世袭家仆时，他们实际是想确保奴隶的子孙可以继承其父辈的位子而为庄园劳动。这一点现在已至关重要，因为劳动人手已不可能从奴隶市场上购得。事实上在加洛林时代奴隶市场已经绝迹。进而言之，如果说以往是种植主不得不投资以维持奴隶基本生活，那么现在这一负担已经转移给了奴隶们自身。
这一重大转变虽然很慢但却不可扭转，其影响尤为深远。它导致的是：形塑社会最底层阶级的各种制度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就是，社会最底层阶级有了组织家庭生活的权利和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至于这一转变对基督教的兴起究竟有多少紧密的关联，我在这里只能略加指出以下—点：在早期的奴隶营中，基督教不可能行之太远，但在圣奥古斯丁的时代，则非洲的自由农民实际上已是一个地方性异端教派的狂热支持者。
由此，奴隶在社会身份上是上升了一级而成为非自由的农奴。另—方面，原先的拓殖农在社会身份方面则是下降了一级从而成为同样的农奴。其所以会如此乃因为这些拓殖农与其地主的关系已变得越来越紧密地与劳役相联。最初地主的兴趣主要是在从拓殖农处收取以货币支付的地租，但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拓殖农也经常必须在地主的庄园中从事劳役性的劳动。早在罗马帝国早期，农业手册就已经将重点放在拓殖农的劳役方面，而且当奴隶劳力的来源越来越困难时，奴隶主也就越依赖拓殖农的劳役。康茂德[15]时代非洲的各种碑铭告诉我们，那里的拓殖农早已是农奴，因为他们对土地的使用权是以特定的劳役从地主那里换取的。由此，拓殖农的经济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继之而来的则是其法律身份的变化：法律条文已正式将拓殖农定义为庄园劳动力的一部分，换言之，拓殖农已被束缚在庄园的土地上。为了说明这一条规的起源，我们必须对罗马公共行政的性质作一简略的讨论。
在罗马共和末期和帝国的早期，罗马公共行政的基础是“行政市”，恰如古代文明的经济基础是城市一样。当新的地域被纳入帝国版图时，这些地域按例都被系统地编制为城市单位，并以政治依赖的程度分为各种等级。这样，“行政市”这一行政组织遍布罗马帝国，在各地都是最低的行政单位，其行政长官则负责为国家收税和征兵。
然而，当社会状况在帝国时期逐渐变化时，罗马的这一公共行政制度开始被日益改变。大地产庄园日益成功地逃避了被并入城市体制。当帝国的人口中心日益移向内陆地域时，农业人口也就日益成为帝国兵力的主要来源。与此相应，帝国的政策开始日益受古代的“容克土地贵族”即大地产拥有者所左右。今天我们德国的容克土地贵族全力抵制把他们的普鲁士庄园纳入德国地方行政的管辖，罗马帝国的大地产庄园主则是反过来把原是城市管辖内的庄园领地划出“市政”管辖之外，而帝国政府对此竟然听之任之。由此，帝国的乡间公地开始成为与城市平行的行政单位，而在这些乡间行政单位，地主就是地方行政首脑的当然人选，就像今天普鲁士的庄园地区庄园主就是地方行政首脑一样。罗马帝国作为一个国家乃依赖于这些大地主并赋予他们行政权利，因为正是这些大地主为国家征收其“辖域”的租税（他们常先行垫付当地承租人的应付税款，然后再向这些承租人收集），也是这些大地主从其庄园领域的人口中为国家提供兵源。提供兵源由此开始被看成是国家强加在庄园上的另一个公共负担，这一负担相当于庄园十分之一的劳动力。

本文原为韦伯于1896年对弗莱堡学术协会所作的讲座，同年以Diesozialen Grunde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Kultur为题发表于Die Wahrheit杂志，vol．5（May 1896）。韦伯去世后其遗孀玛丽安娜·韦伯将其收入1924年在图宾根出版的《韦伯社会经济史文集》。现有两种英译，一为C．Mackaur所译，载Journal of Cenral Education 5（1950）：75—88；另一为R.l.Frank 所译，载Weber, The Agrarian Sociolog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Vesor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