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象兄也是川普的支持者啊，是因为他女儿吗

川疯子是表象还是本质

战报大捷的我就服战神薛岳

捷报中的玄机--从多角度审视宋王朝的边报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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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对于战争史研究来说，军方的战报无疑是一类重要史料，它能提供关于战争规模、战局态势、甚至战略战术方面的许多信息。理论上讲确是如此，不过现实中的情况远没有这么单纯。在战争中，将领为了晋升嘉奖，军方政界则为了宣传需要，都会在战报上作文章，比如虚增敌军兵力、伤亡、被俘数字就是惯常做法。关于此类做法的普遍性，在此不妨先以离我们尚不远的抗日战争为例略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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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抗战以来，各高级长官所极力宣传之台儿庄胜利、湘北几次大捷等等，无一不夸张。中央明知之，然不便予以揭穿，只好因时乘势，推波助澜，借以振励士气，安慰人民。】（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1942年8月21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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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我军战报，多年沿用加倍数目发表的办法，用以扩大影响。但此种办法，对群众为不忠实，对党内造成虚假作风，对敌人则引起轻视，对外界则引起怀疑。】（1944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致八路军总部等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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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上报一次胜仗。中央对此十分了解，这些都是虚假的胜利。】（张发奎上将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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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中方是如此，抗战中对手日军的战报同样普遍作了夸张。事实上，世界交战各国的情形大抵类似，官方战报中的数字一般均不可信。显然，对于研究分析战争的后人来说，此时战报就不具备本来应有的价值，盲目采信之下，反而会对战争史实的判断造成误导和干扰。
战争中的规律古今通用，以今推古，上述情形在古代战争中亦必属常态。只是限于史料缺乏，尤其在古史中非常缺少当事人的私人信件、日记之类的一手材料（它们具私密性，无涉官方宣传），使得古代战报更难作具体辨析。但这并不表示这一规律在古代不适用。正如宋代史家赵甡之曾言：【观腾报之功状，考一时之记录，莫不张其声势，大其功伐，皆不可取信】。又如更晚近的，军人出身的李则芬（黄埔五期，1943年任第5师师长，48年任98军副军长）自然更明了战报中的奥秘，他在晚年治史时也曾谈及：【当事人称功，必有所夸大，宋人最甚】。此皆为明证。
自宋代起，古史的丰富程度上了一个台阶，因而使具体辨析战报的真实性变得相对容易。本文就尝试从多角度来审视宋王朝的边报功状，考察它们的真实度、可靠度。然后试着将古战报中呈现出的问题与近现代的同类做些比较，最后再反思一下当下盲信战报这种做法对战史研究的消极影响。

感觉我这个图派上用场了

看我大明战报！

看好此贴有太监的趋势

考证思路与方法
研究近现代战争，高层内部的机密文件及知情人不公开的私人记录尤为重要（就如上引的日记、电文等）。遗憾的是这些东西在存世的宋代史料中几乎没有，不过，宋人的奏议文集却能部分起到替代作用。因为奏议为大臣议论时事而作，不是为了宣传或为后人预作的。其中论及的战事，或有为尊者讳而将败绩加以遮掩的可能。但反之，文人言兵虽多夸张的形容，却不致颠覆性地将胜诋为败，因为这样做徒然是往朝廷、主上脸上抹黑罢了，既无用又不讨好。所以大臣奏议中提及的军事失利往往比胜捷更为可靠，可证伪一些虚假的捷报。这一法则，对于君主的言谈也同样适用。
此外，官史传记中也有可取之处。宋朝修史，臣僚传记皆取材于其子孙上呈史馆的行状、墓碑志等家传系统的文章。这类材料虽源出事主私家，但与个人用以抒情备忘的日记不同，其目的是宣扬自家人的功绩以传布于后世。正如宋人涧上闲谈所言：【若志状，则全是本家子孙门人掩恶溢美之辞】，故难免颇多虚言，其中所载战事不乏较官方战报更为夸张者。可尽管如此，仍有少数传记中会不同程度地透露出来自当事人一方的实言。所以当传记中记载的战绩较官方战报为逊色时，理应是较接近事实的（虽然或仍有夸大）。如此判定的理由很显然，因为事主的子孙不会隐漏、贬低其先人的战功，而只可能为其加码。
对于一些决定性战役，时人与后人的评论亦可用于核实当初的战报。因为战役之所以具决定性，是由于它决定了历史走向，影响深远，即使官方刻意隐瞒事实，大多也是徒劳（反倒是某些非决定性的小战役，官方战报容易成功欺众）。最明显的实例，如宋太宗高粱河之败，虽然宋朝官史皆隐其败绩，然而纸包不住火，宋人私家著作中多有提及，乃至元人修宋史时也不得不承认。
比对交战双方的记录无疑也至关重要。虽然敌方的官史同样难免扬胜讳败，但还是好过只听取一面之词。且可以从敌方记录中寻找那些不直接牵涉胜负的间接性证据，从侧面来验证战报是否属实。比如战报宣称大捷，然而敌方却大踏步挺进，这捷报无疑就问题很大。
最后，除以上这些史料方面的论证方法外，还有就是运用一切军事科学规律，诸如后勤补给、战场地形、季节气候等等因素去推理论证。

第一章：雪耻的代价！宋军面相之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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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对外军事弱势地位始于何时？多数人可能都会认为是始于宋太宗首次伐燕大败。会有此看法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从整体战略态势看，宋军完全丧失了主动权。辽军则转守为攻，于979年冬、980年春、冬、981年春、夏、秋、982年夏接连发起了一系列进攻（攻势最终以辽景宗病逝而画上休止符）。
不过有趣的是，如果从这一时期的宋军战报入手，很容易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因为据报，宋军不断大败辽军，光是不完全的累计斩首数字就高达二万二千级以上（按理辽军总的伤、亡、被俘数字至少当数倍于此数，实际上有宋方史料宣称979年冬的满城会战一次就俘三万）。光从数字上看，宋军是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辽军则似乎是强行忍受惨重损失，疯狂持续着攻势。
当年的辽军果真如此不可思议的愈败愈勇吗？一度心向和平的辽景宗（曾主动与宋太祖缔结盟约）果真不惜一切代价与宋朝死斗到底吗？下面就选取这期间几次主要战役的宋军战报，具体来解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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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满城之役
979年，宋军从幽州城下败归的当年，辽军随即发动了一次冬季攻势。其兵分两路出击：西路由耶律善补统辽南京兵马，攻宋代、岚、府等州以为牵制；而东路则由韩匡嗣领军，经由长城口，沿西山下的平原一路南侵，最终与宋军会战于满城以北的徐河附近。虽然此战宋辽双方记载的交战过程存在一定分歧，但结果一致，即辽军败北。而宋人留下的此战简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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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南又言：破数万众，斩首万余级，获橐驼五十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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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报当是宋朝关南部署司向宋廷的申报之缩略版，虽极简，但仍交代了大致的敌方兵力和战果数字。当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斩首万余级”这个惊人数字了。这就先来看看这一数字意味着什么。
首先，此数堪称唐末五代契丹崛起以来在一次会战中遭受的最惨重损失。如果寻找个对等的参照案例，那么其大致与唐李靖灭东突厥之役的斩首数相当。注意，李靖此役是突袭了突厥可汗的驻牧地，俘获了几乎整个部落，才有此战果（且未必不存夸大的可能）。而在一般野战中，因为合围毕竟很少发生，击溃战多数败兵还是会跑掉，因此即使在以步兵为主的冷兵器作战样式下，失败一方的实际阵亡数字通常不大。比如秦商鞅制定的严格军律就将野战斩首二千级定为军赏的最高级别，就是最好的证明。而游牧民族的骑兵更擅长脱逃，他们大都一人配备多匹坐骑，一旦不利则分散逃遁。其相较于步兵，自又不可等同视之。故明制甚至将与蒙古骑兵作战斩首一百一十级定为大功，并于御前宣捷称贺。1860年的八里桥之战算是传统游牧骑兵的落幕战，当时英法联军占有跨时代的压倒性优势，然而据联军参谋的估算，清军此战伤亡亦不过一千余人。此皆可证歼灭游牧骑兵的困难性。宋时的契丹人正是典型的游牧骑兵，而从此战双方的记载看，辽军并没有被围，仅被击溃，怎会发生被斩首达一万级的灾难？此数明显相当可疑（如果算上另一些史料提到的俘获数就更离谱）。
除了从一般军事规律去推断，相关史料方面也并非没有端倪。宋会要中就保存了一段记录，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以上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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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绥路马步军都总管王超、延州马步军都总管范廷召等各遣入内高品岑保正、入内高品贾继隆等走马入奏：两路大军入贼界，到乌白池会合，掩杀蕃贼五千余人，生获二千余人，杀来慕军主一十人，乞啰指挥使二十余人，获马二千匹，衣甲、器械、粮储、老幼极多。蕃部溃散，贼首李继迁遁走。今月二日，兵马各分屯沿边。........时帝闻之，谓傅潜等曰：朕授将帅方略，至于合战还师之期悉如所料，但不尽遵，致漏此小贼。况自即位，未尝如此杀戮夷狄，盖事不可容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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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史料记的是多年后宋太宗出兵讨伐党项首领李继迁之事，前半段是宋军将领的捷书，后半段是太宗本人得报后对近臣发表的评论。皇帝在志得意满之下，无意中亲口脱出了一个真相，即：自从他即位以来，在对外族征战中未尝有过杀敌五千的纪录。依此，则之前满城会战所谓的斩首万余自然也就是不曾有过的事，真实战果数字显然要低于五千之数。
宋太宗作为最高统帅（而且是个严密监控着前方将领的统帅），对于过往那些胜捷中的虚报和夸大宣传当然是心知肚明的（其本人或也在其中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与其亲信傅潜谈论时更无需再小心掩饰。所以皇帝的这番评语当可看作是高层知情人一时不经意间吐露出的实情。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以上这个捷报本身亦不实，此番宋军其实是以败还，不过这是后话了。

很多斩级数量因为史料缺乏很难考证，像西汉对匈奴还有唐朝对吐蕃的斩级数字，我想宋辽应该也是其中一类

（二）雁门之役
980年春，辽军自去年冬败于满城之后又再卷土重来，攻宋代州雁門塞。此战宋将潘美的战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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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代州潘美言：契丹十萬眾寇雁門塞，聚兵分水嶺。臣令楊業、董思愿、侯美、鄭昭達等率在外軍士救应，与斗，大败之，殺偽節度使駙馬侍中蕭咄李，生擒馬步軍都指揮使李重誨，獲其鎧甲、軍眾、銀牌、印記、戎器甚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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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美虽没有报具体战果数字，但却宣称大败十万辽军。依此报，宋军是在西部战区挫败了敌人以倾国之力发动的一轮猛攻，似乎比去年东路宋军所获得的胜利更值得夸耀。可是，这场大捷却与诸多军事规律相违背。
首先，战事发生于农历春三月，北地正是“旧草已朽，新草未生”之际，此时马匹最为虚弱，是一年中对游牧骑兵最为不利的时节，根本难以想象辽人能在此时发起大规模攻势，秋冬大举才符合游牧民族的用兵规律。
其次，辽军于979年冬和980年冬，分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冬季攻势（后者为辽主亲征），辽史中也已具载；而此次所谓的雁门大战却是夹在这两次大攻势之间，在辽史中却踪影全无。辽军并非是一支常备军，部落民兵是战时从各地聚集起来的，不太可能如此频繁地大规模动员。
最后，代州雁门附近的险峻地形并不适合大规模运用骑兵。正因如此，辽军历次南侵都只在西路山区用少量兵力牵制罢了，主力几乎都是从东路开阔的平原地带南下。如在雁门塞用兵十万，简直是自残行为。
再从史料方面入手。宋人诸史的潘美传记皆没有宣称此役辽军有十万之众，而是或记为“万骑”或“万余”或“万数”（它们为同源史料，数字理应一致），仅及原报数字的十之一。这里仅将其中最原始的琬琰集引实录潘美传列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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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廵抚至代州，宿戒部下秣马蓐食。俄敌万余骑来寇近塞，美令军士衘枚往击之，大破其众，生擒其都指挥使李重诲，杀其驸马侍中一人，获马数百疋，俘馘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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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帝王实录在功臣殁后均附有一篇传记，以上这段就是宋太宗实录潘美附传中的相关内容。由此观之，此战应仅是一次突发的边境冲突。宋军也没有像满城会战前那样重兵集结，潘美仅将一时拼凑起来的“在外軍士”就迎击辽军（主要参战将领之一的杨业不过领兵数百）。
总之，此役实际规模很小，无法与此前后的辽军入侵相比，无怪乎辽人没有记录。辽军兵力是否果真像潘美传中宣称的达万人级别，都是要打个大问号的，当初战报中那所谓十万大军就更是无稽之谈。

（三）唐兴口、雁门、新澤寨诸役
982年夏，辽景宗二次自将伐宋，却出师不利。按辽史两纪传所载，辽军在满城打了败仗，南京统军使所部一度被围，耶律斜轸领兵救援才得脱。但是，奇怪的是宋方战报似未涉及这一战事，而是报了另外三次胜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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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上言：破契丹万余众，斩首二千级（一作三千级），破其垒三十六，俘老幼万余口；又府州折御卿破契丹万余众于新澤寨，斩首七百级，生禽酋长百余人；又高阳关崔彦进败契丹于唐兴口，斩首二千级，获兵器羊马数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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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三战中，前二者战场均处西路，与满城毫不相干。后者战场在唐兴口，亦距离满城约一百五十里，而且满城属宋保州，唐兴口属宋莫州，二者各自所属的州甚至都不相邻。古人对战场地点的描述虽多不精确，但还不至有如此大偏差。显然，宋人所记唐兴口之战与辽人所记满城之战也并非一事。
这里不深入探讨宋方为何不书满城之战（可能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宋军将官打的这仗，至被埋没），就观宋人所报这三连捷，却是十分蹊跷的。三战的当事人折御卿、崔彦进、潘美（为三交行营军事长官）的宋史本传里竟然都没有关于当年战事的踪影。由志状等原素材修成国史传记，一般都会损失掉不少内容，诸如一些不重要的琐碎事件因篇幅关系略去也属正常。但是按此三捷均不为小，不应一致忽略不载，这在宋史传记中很少见，尤其三传同时如此，更显特异。另外值得留意的还有潘美的实录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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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982年），以三交寨为并州治所，诏美为都部署。八年，以王显、弭徳超为宣徽南北院使，美罢使，改忠武军节度，进封韩国公，领屯兵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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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更为详细的传记比宋史本传多出了982年的记事，但却仍是不书潘美当年有获捷。这就可能预示着传记所本的志状家传等材料中原本就无此战，也就是表示，对于这次斩首数千级、俘万余的大胜（可谓潘美毕生对辽作战中最光辉的一页），潘美的亲人故友却一无所知！
综上，宋军这个三连胜的简报作假之迹较明显，此三处实际当未曾有过什么大胜。并且当事人的各传记中如此一致地不书此战，不排除此简报为宋廷御用文人事后二次加工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