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之分:自然与自由
司马谈说,道家是使人精神专一,行为合乎无形的规律,淡泊自足。他们的为政之道,是兼才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的长处,顺势顺势而动,既可以移风易俗,也可以建立事功。道家的意旨简单明了,容易掌握,用力省而收效大,道家之术,理论基础是“虚无”,实践方式是“因循”,没有一定之规,随机应变,因势利导。“虚无”是道的常态,“因循”是君主的纲领。群臣汇聚,让他们各自表现,其中名副其实的就是好干部,名不副实的就是不称职的干部。这一来,好人和坏人自已显形,称职和不称职的也各自显形,让君主在上边看个清楚,酌情用谁或者不用谁。这样一来还有事情办不成呢?这样的做法是合乎大道的,看似混沌不明,其实金光万丈,复归无名。凡人都有精神和形体两个部分,精神太劳累了就会枯竭,形体太劳累了就会疲惫,精神和形体两个部分一旦分离,那人也就从此消亡了。死者不可复生,精神和形体分离了就不会复合,所以圣人对此是非常重视的。(《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谈讲的这些道家特点,似乎不大像我们熟悉的《老子》,更不要说《庄子》了——因为司马谈那时候看到的道家,是黄老之学的道家,也正是晓梦大师,天宗的核心思想,这确实是从《老子》当中推演出来的。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道家和其他诸子学派的一个本质差异,别人都是有具体招式的,道家却没有。比如儒家和法家,都属于典型的“以不变应万变”,自己那一套治国方针放之西海而皆准,道家确是“以无招胜有招”,只是寥寥的基本方法论而已,因循而不守旧。
也就是说,其他学派提出什么政治主张,都是目标导向性的,设定了一个具体的政治目标,比如资本主义蓝图或社会主义蓝图,而道家则是方法导向性的,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强调的只是方法。因此所谓“因循”,并不是因循守旧。不是对既有政策的一成不变,而是首先基于对这样一个道理的尊重,即“形势比人强”,于是乎顺时而动,就好比顺水推舟,水流向东则向东,水流向西则向西,水流向资本主义则资本主义,水流向社会主义则社会主义。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势”到底是怎么样的,对这个的理解不同,就是道家天宗和人宗的分歧所在。
逍遥子认为该顺应民心,秦王太多“刚强”,对“尚柔”的道家来说,过强则易折。
而那叛徒师叔则认为该依附大国,大国和小国各取所需才是真正的长生久视之道。这种说法也不是错的,“搭便车”、“大猪和小猪博弈”都是人之常情。
司马谈说,道家是使人精神专一,行为合乎无形的规律,淡泊自足。他们的为政之道,是兼才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的长处,顺势顺势而动,既可以移风易俗,也可以建立事功。道家的意旨简单明了,容易掌握,用力省而收效大,道家之术,理论基础是“虚无”,实践方式是“因循”,没有一定之规,随机应变,因势利导。“虚无”是道的常态,“因循”是君主的纲领。群臣汇聚,让他们各自表现,其中名副其实的就是好干部,名不副实的就是不称职的干部。这一来,好人和坏人自已显形,称职和不称职的也各自显形,让君主在上边看个清楚,酌情用谁或者不用谁。这样一来还有事情办不成呢?这样的做法是合乎大道的,看似混沌不明,其实金光万丈,复归无名。凡人都有精神和形体两个部分,精神太劳累了就会枯竭,形体太劳累了就会疲惫,精神和形体两个部分一旦分离,那人也就从此消亡了。死者不可复生,精神和形体分离了就不会复合,所以圣人对此是非常重视的。(《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谈讲的这些道家特点,似乎不大像我们熟悉的《老子》,更不要说《庄子》了——因为司马谈那时候看到的道家,是黄老之学的道家,也正是晓梦大师,天宗的核心思想,这确实是从《老子》当中推演出来的。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道家和其他诸子学派的一个本质差异,别人都是有具体招式的,道家却没有。比如儒家和法家,都属于典型的“以不变应万变”,自己那一套治国方针放之西海而皆准,道家确是“以无招胜有招”,只是寥寥的基本方法论而已,因循而不守旧。
也就是说,其他学派提出什么政治主张,都是目标导向性的,设定了一个具体的政治目标,比如资本主义蓝图或社会主义蓝图,而道家则是方法导向性的,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强调的只是方法。因此所谓“因循”,并不是因循守旧。不是对既有政策的一成不变,而是首先基于对这样一个道理的尊重,即“形势比人强”,于是乎顺时而动,就好比顺水推舟,水流向东则向东,水流向西则向西,水流向资本主义则资本主义,水流向社会主义则社会主义。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势”到底是怎么样的,对这个的理解不同,就是道家天宗和人宗的分歧所在。
逍遥子认为该顺应民心,秦王太多“刚强”,对“尚柔”的道家来说,过强则易折。
而那叛徒师叔则认为该依附大国,大国和小国各取所需才是真正的长生久视之道。这种说法也不是错的,“搭便车”、“大猪和小猪博弈”都是人之常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