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史教材编写与所谓“范式之争”
应当说，鉴于现有近代史教材的局限，人们多主张与时俱进，有所变革，这远非一日，本不是新问题；但是，近年来，由于人们将之与所谓近代史研究的“范式”问题相联系，强调教材的编撰，首先必须明确当遵循哪一种范式来写，便又成为了新问题，且变得更显复杂与沉重了。
“范式”的概念，最早是美国学者库恩于l962年在他的成名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一个时期占据主导地位，被学术共同体所遵循的定律、理论、应用与仪器，构成了科学研究的范式即模型；科学的变革与进步，归根结底，表现为此种新旧范式的不断更替。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借用这一概念，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近代史研究注重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归结为“革命史范式”；而将新时期以来主张借用现代化理论重新探究近代史，称之为“现代化范式”0步平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文中说：除了“革命史范式”之外，“由于实现社会的‘现代化’成为主要的目标，开始有人提出从现代化的视角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主张，而对历史评价的关注比研究具体问题更能触及学术发展的方向问题，并能凸显近代史在整个社会实践中的位置。这一主张逐渐从理论上被加以系统化，形成被称为‘现代化范式’的学派。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也同时出现了用‘革命史范式’还是用‘现代化范式’加以分析阐释的讨论与争鸣。”[3]张海鹏主编的l0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第1卷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其中第l章《中国近代史史书编纂的回顾》，对编纂近代史与上述两种“范式”的关系及其得失，有系统的探讨。他主张“在‘革命史范式’的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并强调若反之，则“将为智者所不取”。由上可知，探讨近代史教材的问题不可能回避所谓的“范式之争”。从客观上讲，学者对于“范式”问题并没有真正展开讨论，更谈不上出现“争鸣”的局面。不过，范式问题的提出，毕竟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近代史教材问题的思考。在这里，仍需要提出两个问题。
其一，在现实的近代史研究中，事实上存在有“两个范式”，因而出现彼此的争论吗？
何为范式？依库恩本人的思想，称得起范式’，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拥有一批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杰出成就。他说：“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4]一是具有“不可通约性”，即新旧范式“完全不能并立”[5]，新范式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他强调指出：“这些年来我所突出的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不可通约性必定是任何历史的、发展的或进化的科学知识观中一个基本的成分。"“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范式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变了。”[6]
我们不妨用这两条标准来衡量当下所谓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
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近代史研究，归结为“革命史范式”，其具体提法是否准确，下文将会谈到，这里暂不置论；但称之为范式，毕竟多少还有些根据。以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以及胡绳、刘大年等为代表，一大批老一辈学者荜路蓝缕所取得的巨大学术成就，在近代史研究领域显然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长期以来为广大同行所公认，而后者也恰恰构成了学术共同体的实践者。至于与旧中国的传统史学相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革命史范式”，其具有的“不可通约性”，更不待言。但是，所谓“现代化范式”，则是另一种情况，不应等量齐观。近年来，一些学者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确实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平心而论，尚不能说业已取得了公认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成就，从而促成了学术共同体的确立，并为之提供了实践的模型。更重要的是，至少从目前看，所谓的“现代化范式”还不具备“不可通约性”，相反，恰恰是可以被“革命史范式”所通约和涵盖的。胡绳说：“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的问题恐怕是很难以解释和解决的。”[7]这有说服力。近代中国只有通过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才能为现代化开辟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不仅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而且，其本身同时即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此外，从业已出版的成果看，其视野与“革命史范式”，也并非不能兼容。例如，虞和平在他主编的3卷本《中国现代化历程》的“绪论”中，强调该书的宗旨说：“第一，围绕一条主线。即以考察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政府如何为争取国家独立富强而奋斗的过程为主线。”“阐述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社会力量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其成功经验和挫折教训，了解其特殊性和艰巨性，明白其从资本主义现代化转变为苏式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变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过程，无疑是十分有益的，即所谓‘鉴往而知来’。这就是编写本书所要努力追求的目标。”[8]所以，我们应当肯定，研究现代化史是十分有意义的新的探索；但是，同时也必须承认，所谓“现代化范式”，在当下还仅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与新的探索，而远非业已形成的客观存在，自然也谈不上形成了所谓“现代化范式的学派”。库恩曾指出：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一种范式的产生决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历史向我们提示出，通向一种坚实的研究共识（research consensus）的路程是极其艰难的。”[9]同样，所谓“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争鸣，说到底，还仅是在部分研究者范围内的一种概念上的讨论，而非在实践层面上两种范式的真正角力。厘清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否定未来“新范式”出现的可能性，仅是为了替当前讨论近代史教材问题提供前提。

借用“范式”这一新的分析工具，确实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例如，人们公认清末民初中国传统学术逐渐实现了向现代学术的转型，此种转型若理解为学术新范式的确立，无疑会显得更加传神和深刻。同时，我们对于蔡元培为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作序，称赞作者的眼光、手段与方法，可以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的理解，自然也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l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史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其与旧中国的传统史学明显地划开了界限。1951年，郭沫若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说的一段话，很能反映新旧史学的根本转变。他说：新中国的史学界“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各方面”，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由个人研究转向集体研究，由名山事业转向群众事业，由贵古贱今转向注重近代史，如此等等。[13]此种新旧史学的根本转变，若从范式更替的视角看，不是也可使人豁然开朗吗？不过，上述皆关乎中国学术的根本转型，只要不作绝对化的理解，借范式相况，不易发生歧异；而在学术发展的常态下，强调范式更替，就要慎重，避免简单化。所以，观察学术的变迁，除了借鉴库恩的范式说，还不能忘了中国的传统视野。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的新潮流。学者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反之，便是不入流。这是古今学术史之通义。[14]他强调学术发展的规律，在于因问题的转移与新材料的发现，推动了时代学术潮流的新旧更替。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则称之为学术的“时代思潮”的变动，并对此有更生动的描述。他说：“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息。”他复借佛教的“生”、“住”、“异”、“灭”说，具体阐发学术思潮“流转”即时代变迁内在的规律。其中，在谈到新旧学术思潮嬗变时，这样写道：“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之，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流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15]他们观察学术发展史的视野，耐人寻味。无论是陈寅恪还是梁启超，在他们眼里，学术史的变迁，如潮之起伏，后浪推前浪，浑然一体，而非决绝。其实，这也是中国传统的视野。学术有通义，治史无定法。司马迁说“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学研究既体现了古今中外知识的融通，更体现了史家个人德、才、学、识的综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研究恰恰是超时空和超范式的。故中国传统讲辨章学术，抉微钩沉，重学术潮流，同时也重学派，如今古文经学派、乾嘉学派、国粹学派、疑古派，等等。潮流与学派的提法体现了学术的共性或通义，既强调源流，同时又不抹杀个性，很符合学术沿革与发展的特点。例如，晚清的今古文经之争，一直可以追溯到汉代，其间多少事，岂是一个“范式”所能说得清楚？中国传统观察学术发展史的视野，表面上似笼统、写意，实有深刻独到之处，有自己的合理性，尤其对于史学研究而言，更是如此。
综上所言，从严格意义上讲，当下的近代史研究，不仅客观上并不存在所谓“两个范式”的较量；而且，事实上也不存在库恩所说的“范式”。过分渲染所谓“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并存与争鸣，易产生误导：除了将导致对新中国尤其是前30年近代史研究的历史地位估计不足的偏颇外，依库恩新旧范式不通约的思想，无论自觉与否，实际上又为否定“革命史范式"，在逻辑上预设了前提。而这显然是不明智的。值得注意的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译者金吾伦先生，新近在《范式概念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应用》一文中，表达了他的困惑：“范式概念的应用，活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氛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内容，但同时也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带来两个问题：一个是范式转换使原来的传统产生革命，以至于抛弃了原来的传统，形成与原来传统相互冲突的新传统，新方向，这个新传统、新方向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第二个问题就是新旧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问题。因为如果前面所说的新传统、新方向仍然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那么就不存在不可通约性问题，前后两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肯定是可通约的。在后一种情况下，‘范式转换’中的范式概念就不是库恩意义上的范式概念了。”他的此种困惑具有普遍性。这不仅仅是缘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更为本质的问题在于如库恩所说，自然科学的“科学活动”，具有“区别于其他活动的整体特征”，因而“以一种其他领域所不具备的方式进步”。换句话说，自然科学领域新旧范式更替的发展模式，并不契合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科学的自身规律，因而才出现了扦格难通的尴尬。金吾伦主张，为了避免此种尴尬的局面，应当修改库恩的范式概念，对之作重新界定，他称之为“重建范式”。他说：“我认为要这样做，我们必须旗帜鲜明，明确表明态度，而且还需要做许多非常细致和艰苦的工作。首先必须分清库恩的范式概念中哪些适用哪些不适用于我们的研究，同时指出其理由。”[16]金先生固然用心良苦，但是，且不说“重建的范式”既非原来的意义了，它是否还“神圣灵验”；仅就近年人们多倡言要打破西方的学术话语权，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系统而言，这样做，是不是大违初衷，而且“太累”了？

要言之，引进范式的概念，有助于开拓人们的视野；但在历史研究中刻意强调整齐划一的范式及其更替，却难免简单化，作茧自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还必须重视中国传统的学术视野。尤其在历史研究领域，强调学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实较斤斤于范式的区分，更具有重要的意义。教材不同于一般的著作，它必须尽量吸收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较为全面地反映一个时期学科发展的全貌；同时，还必须适合于教学的需要。依库恩的理论，科学范式既是一个时期起主导作用的科学研究的路径与模式，科学教材反映并支持这个范式，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由于自然科学的定律、定理一旦确立，通天下皆一式，故其范式的内涵与外延易于把握并取得共识。这也就是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可以主要依赖教材，而无需更多阅读其他文献资料的原因所在。历史学的研究，虽然一个时期也会形成某种主流趋势，但是，要说清楚它的所谓范式，谈何容易。近年来，随着范式概念的引进，近代史教材的编写究竟必须遵循“革命史范式”，还是必须遵循“现代化范式”，或者是“以革命史范式为主，适当结合现代化范式的视角”，似乎成了大问题。实际上，这不是个真问题。我们不妨试问一下：如果说，近代史研究中真存在着“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两种范式（有人说不止两种），那么，不用说众多研究者的归属，就说言者本人，恐怕也很难说清楚自己的研究工作当归人哪种范式。所以，说到底，人们在“范式"名义下所争的真正有意义的只有一点：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长期以来学界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所获致的共识，包括对近代社会的性质、主要矛盾与发展趋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是否还应当和如何加以继承，并体现在新编的近代史教材中。范式概念的引入，使问题的讨论增添了理论的意味，但同时也使问题变得更加繁复和沉重了。教材要反映学科研究的现状是一回事，怎样实现这种反映又是另一回事。换言之，教材不是被动地反映学科研究现状，它要适合教学，注重自己的呈现方式。所以，教材编撰既要讲科学性，还需要讲个性与特色。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争论范式，而在于坚持科学性，突出个性与特色。在这一原则下，强调继承与创新统一，该继承的传统必需坚持，该创新的地方必需勇于破旧立新。这符合学术史之通义，同时，近代史教材的建设虽然艰巨，却可以因之变得不需要那么复杂与沉重。

三、关于近代史教材改革的几点想法
摆脱了所谓“范式”的争论，对于近代史教材的改革，本文有以下三点原则性意见：
（一）《中国近代史（1840—l949年）》是《中国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任务应是反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为实现独立、民主和富强，所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和最终取得的辉煌胜利；同时，在其具体地展开历史的过程中，让人们了解近代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所发生的变迁及其内在的逻辑。
（二）教材的编撰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经几代学人长期研究所已获致的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包括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社会性质及发展趋向等重大问题在内的一系列合乎历史实际的科学认知，应当加以继承，并构成教材编撰的大视野。但是，同时也必须自觉：“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①历史发展是多样性的统一。近代史教材要避免简单生硬的概念演绎，要从具体丰富的历史现象出发，努力做到论从史出。教材的呈现方式即体例，需要打破常规，重新设计，可以多样化。要突破革命史的框架，向通史的本义回归，突出“通”的特点：纵向上要能体现一以贯之的历史发展脉络；横向上要能体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社会各主要板块间有机的互动与综合发展，以便能够多侧面地、更好地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生动丰富的发展。
（三）充分吸收新时期以来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在理论与方法上，要博采众长，注意吸收包括文化学、社会学、现代化理论等在内多学科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