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看过


沙发坐起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这句在原本《道士塔》中代表性的一句被悄悄拿掉。大段的对王道士写意式的破坏莫高窟也变的理性，只是说“我曾读到潘絜兹先生和其他敦煌学专家写的一些书”。虽然这里的文采飞扬变的平静、克制。一个书生意气的余秋雨没有了初始的愤怒、他渐渐从自己的情绪中走出来。是啊，太多的恨是无奈的、历史让人懂得荒谬、奇异。也许文采上的得失对文学是很重要的，但这里，学者的辗转反侧早已经超出的文学的范畴。

那段世界性的时空对比被删除了，删除的原因有很多。但是被“咬嚼”过肯定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作为读者，读到后一旦想到还有被咬嚼过突然觉得“恶心”！！美，是不应该被践踏的。被践踏过的东西无论如何在心理上有了奇异的心理，保持原初的美感很难。由此我想美是高贵的，原因就在这里。其实，我曾经为先生辩护过。我想余先生一定也试图辩论过，最后他肯定是无奈的笑一声，摇摇头，狠下心来，只剩下一个字：删！ 有朋友想看我为余先生说话就看看下面几段

金文明为了打倒余秋雨，耸人听闻的把“活到20世纪的马奈”推给了余秋雨，可是翻遍苦旅，竟没有半句“20世纪的马奈”这样的话。看过，金大师的考证才发现 

其时已是20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纪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 

大家看好了，“其时已是20世纪初年”中的“其”是指王道士来到敦煌，“时”更是宽泛的指称，因为没有具体的年月。再往后，是三句话，都是用句号隔开的。不过是让这个时间图象更加感性而已。 大家很少有谁认为第三句是在解释第二句，举例说，二句中的“突破”和三句“创作晚期”本来就没有联系。硬缠在一起逻辑上也是矛盾的，余先生怎么会前面突破后面晚期呢。非要讲两句话往一块扯，是强加了余先生的意思。 

再看仔细一点，“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这句话，不仅是“展出过”，而且是“早就展出过”，余先生说的并没有错啊！在美术史上或任何历史上，隔几十年出一个名家，再正常不过了，为什么就不能举例马奈呢？？？？

话题转到 新版《道士塔》。 一个新的“人物”出现了。他叫蒋孝琬。人们一般很难想到他，因为对比斯坦因和王圆箓，他几乎没有值得人们记住的理由。但是因为另一个巨大的命题，不得不提到：民族主义！ 那位“著名的”“先锋评论家”认为余先生的愤慨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偶尔知道人家是留学过澳洲的，难免为余先生感到低人家一等。人家的言论从来都是世界性的，西方的。人家批评你老余，你有什么话可说呢。但是民族主义的论调，也是个不小的帽子，世界主义的背后隐约着文化革命的蛮横，所以，余先生很认真的辩了几句，于是就有了蒋孝琬，本来完整流畅的文气，虽然被迫零落，但是更加从容的笔调，更使得文章超越“文学”，变的深沉，有力！

对比王圆箓，蒋孝琬才是真正让人气愤。王圆箓毕竟学识短浅，一切的罪过似乎情有可原，但是蒋却能把满身的识见轻松的给了斯坦因，却让人觉得他有严重的人格缺陷。在今天的世界，这类人或许一点也没有少！

我有时想文学，真是年轻人的事业。连贯的文气，豪迈的言辞总是带着一种自得的想象，连读者也感觉出快意！难道这就是“无巧不成书”？ 想想“窗含西岭千秋雪”对着“门泊东吴万里船”，如果被气象专家或者船舶制造商看到，总是会觉得不可思议。越是在现代，我们似乎被知识包围，被常识笼罩，渐渐的走入樊笼，缠的喘不过气！可是这些个知识的用处到底是什么，或者仅仅是生计所迫？冲动在解魅和返魅之间，在一个被规划住的世界里，多少有些荒唐！可是如果有新的压迫，决计要反抗的，就是那些新的骗人的文字，骗人的鼓噪！把文学留给纯净的心灵，但是我们的心灵要强大，不仅仅是文学能包办的，所以相信思想，相信自己的良心！

靠！在那里，在那里？

我不喜欢�

很生�

喜欢原来那个

本来想写新旧《道士塔》对比，原来吧友早就写过了。

我才注意到《道士塔》的变化，细读了一番，感觉新不如旧。新版实在逊色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