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初山西洪洞移民的问题，由于北京、河北、山东、江苏、陕西、河南、安徽、东北各地以及山西本省的许多地方长期广为流传山西洪洞大槐树的传说，并大量载之家谱、墓志和地方志，因此多年来为学术界关注。① 据目前的文献资料，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涉及山西的移民活动事属无疑，但根据谱牒统计祖先来自此处的达到11个省的227个县，移民人口达到百万以上，也引起众多学者的怀疑，但终无合理的解释。如果追寻有关此事的传说和历史，以其中所反映的人口迁移过程中的共同心态、移民有关祖先和家园的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大槐树或老鸹（鹳）窝被塑造成为一种神圣象征的过程，对此类话语背后的意义进行福柯（M. Foucault）所谓“知识考古学”的探究，也许可以发现这些话语和象征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也可以通过研究这些传说的不同类型和传承特点，发现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氛围（socio-cultural context）。
　　关于明初山西洪洞移民的传说故事，包括迁民缘起的传说、大槐树地点的传说、官府强迫或欺骗迁民的传说、脚趾甲复形、背手、解手的传说、“打锅牛”分家的传说、迁民定居过程的传说等若干类，每类下又有不同版本的异文。我们似乎从中可以发现，尽管这些传说的产生很难定时（timing），但其基本母题和主要情节是在两个特定历史时期，即金元北方民族大融合以后的明清汉族族群意识重塑时期和清末民初民族主义意识构造时期集中产生的，探讨诸如这样的一些历史过程，也许可以被视为采用历史人类学视角的思想史。

　一　集体记忆之一：大槐树传说故事诸文本
　　“若问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② 关于大槐树和老鸹窝（其实文献中多写作老鹳窝），即使地方文献也有不同的理解，如属光绪十年（1884）的河南焦作阎河村《始祖刘旺登墓碑》记：“刘氏相传本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村人也。”属光绪十三年的山东菏泽粪堆王《王氏谱序》说：“始祖原籍山西洪洞县老鹳窝木查村。”曹县大马王《王氏合谱》说：“始祖原系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老鹳窝之民。”民权县的《段氏历代世系姓考》说：“洪武三年，奉令由山西洪洞老鹳窝卢家村……迁移冀、鲁、豫三省交疆之地。”这都是把它们传为地名的。另外也有属康熙六十年（1721）的河南内黄邢固《王氏祖碑》称“山西洪洞县枣林村，乃余家祖居也”，③ 而众所周知，枣林村或枣林庄是山东移民通常传说是自己祖籍的地方。还有山东滕县的黄氏族谱称祖先来自洪洞的喜鹊村，江苏沛县孙氏家谱称来自洪洞喜鹊窝，这应该是因“老鸹”即乌鸦通常被视为不祥之物，而故意改为表示吉利的喜鹊，“鸹”写作“鹳”或亦因此故。因此，应把大槐树和老鸹（鹳）窝视为民众便于传承历史记忆的符号，而不必与历史真实联系起来。
　　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围绕着这首脍炙人口的民谣，形成的诸多关于洪洞大槐树与明初移民的传说故事及其背后隐藏着的某种历史记忆。
　　首先是关于迁民缘起的故事。关于从洪洞迁民的缘起，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普遍流传着《胡大海复仇》、《燕王扫碑》和《三洗怀庆府》等传说故事。
　　《胡大海复仇》说的是元朝末年胡大海在河南要饭，遭到当地人的侮辱。胡大海深感这个地方人情太坏，立誓要报此奇耻大辱。后来胡大海投入到朱元璋的军队中，屡建奇功。朱元璋即位后大赏功臣，唯独胡大海不接受赏赐。朱元璋觉得很奇怪，问胡大海要什么，胡大海将在河南讨饭时的遭遇讲了一遍，请求朱元璋允他去河南报仇雪恨。朱元璋踌躇再三，答应他一箭之地。胡大海刚到河南地界，恰逢一行鸿雁飞来，胡大海飞箭离弦，正中最后一只雁的后尾，那雁带箭向前飞去，胡大海也统兵向前杀去，那雁飞过河南，又飞向山东，造成了河南、山东尸积如山。朱元璋后来只好下令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往没人的地方迁民。

此外，关于迁民定居的传说也不少，如《一家庄的故事》等。(12)
　　以上传说，在各地流传甚广，它们与地方风物及历史相联系，数量以千百计，但版本大致相同。此外其共同点，一是粘连着许多后代文人学者的观念和意识，二是除了脚趾甲复形、背手、解手的传说等外，与洪洞大槐树移民本身的关系非常勉强。而恰恰是这些传说，构成了“洪洞移民”后代的祖先故事。(13)
　　传说由于其世代传承的特性，决定了它的非个人性或群体性，而移民传说的内容本身亦加强了这一特点。在这里，我们当然可以发现传说如何通过传奇性的故事成为集体记忆的重要渠道；我们也可以发现集体的历史记忆，尽管记忆的历史并不见得一定是传说中的主要情节或母题，但却会发现其他重要的历史侧面，从而证明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关于“历史重构不依赖社会记忆”论断的片面；(14)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发现，一方面正如哈尔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所说，记忆是由社会所建构的，个体记忆依赖于集体记忆的框架，(15)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集体记忆影响、甚至取代个体记忆的过程——当然，或许还可以看到在这个影响、取代的过程中个体记忆的残留物。

　二　集体记忆之二：大槐树移民之族谱记录
　　在中国社会史、特别是宗族历史的研究中，族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料，但近年来的研究也证明，它同时也是需要慎重对待的一种资料，因为它在不断的续修、重修过程中，成为重构宗族历史或社区历史的重要工具。在关于洪洞大槐树移民的论著中，族谱成为最重要的文字记录或史料依据，民国时便有人感叹其“但不见诸史，惟详于谱牒”。(16) 相对于传说，族谱似乎是更为可信的史料，又由于许多族谱系根据家族墓地所立碑记整理而得，因此洪洞大槐树移民一事，似乎便成为一桩铁案。
　　在今河北、河南、山东等省存留的族谱中，记载其祖先迁自山西洪洞的的确不计其数。据署明嘉靖七年（1528）修的河南长垣县西了墙村《王氏家谱》中说：“讳实，晋之洪洞县大王庄人也。洪武定鼎之初迁居长垣县合阳里西了墙村。我二世伯祖讳刚，怜弟幼弱，因从迁焉。刚祖于洪武十八年投荥阳侯杨大人帐下效用，因屡战有功，封世袭德（疑缺字——引者）将军，锦衣正千户。”(17) 而在河南洛阳市棘针庄《王氏墓碑》中，有署顺治九年（1652）三月一位“明末进士”的碑文，也说“洛东西凹王氏乃三槐之裔派也，本出自山西洪洞大王庄之支。先祖讳槐阁，字多阙，行三”，都出自同一村庄。尽管还不能找到洪洞有“大王庄”这个地名，碑文和族谱中也还有许多疑点，但可以肯定自明代就有了洪洞移民的说法，“槐树”的痕迹也出现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数族谱和墓碑中提到其祖先来自山西洪洞的，后面的具体地名都被省略或者磨损了。如署清乾隆十九年（1754）的河南内黄马固村《明故王公神道碑》：“始迁祖山西平阳府洪洞县（后缺字——引者）人也。”署清咸丰七年（1857）的河南内黄尼化村《王氏祠堂碑》：“始祖原籍山西平阳府洪洞县（后缺字——引者），自明永乐二年（1404）迁住于此。”这让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并不知道祖先的具体家乡，说山西洪洞不过是人云亦云。
　　这样的怀疑也得到了部分资料的支持。在河南济源南水屯村的张家祠堂，(18) 祠堂正中所供香案上的牌位上写着：“始祖威卿于明洪武三年由山西省洪洞县迁至济源南水屯，迄今已六百二十九年。”西墙上悬挂的《张家祠简介》除了讲述同样的话外，接下去说：“长子思义是吏员，次子思徽于洪武丙子年举茂才，任湖广荆州府通判，承直九年考满，于永乐年间升户部员外郎。洪熙元年为祭奠父母，撰文刻碑。清乾隆四十二年重刻此碑，保存至今。”我们也在祠堂院内见到了这块碑，由于刻写年代距离传说中的移民时间很近，应该比较可信。该碑碑额为“户部员外郎张秉先考处士张公墓志”。墓志往往刻写在方形墓盖之上，但我们所见到的，却是清乾隆年间将墓志移刻而成、立在那里的一块碑石。我们先不去思考这也许反映了一个从墓祭到祠祭、以至墓志变成石碑的过程，仔细观察其中文字，曰：“公讳威卿，乃济源之世家也。其所居县曰沁阳，里曰堽头，村曰南水屯，是其先祖之发庐。□厥先祖其便，□以居焉。”十分清楚的是，这块撰于洪熙元年（1425）二月、距离所述事件仅20多年的墓志，不仅没有提到这位始祖从山西洪洞移民的经历，反而写明他是这里的土著。(19)

　河南偃师游店村清道光年间《滑氏族谱》的写序者对这样的祖先溯源持谨慎态度，但又不愿意对这样众口一词的说法予以否定。他用“相传”这样的词，记载他的始祖母于明洪武年间率三子从洪洞迁到此地。然后自问道：“或问迁民之说端何时？”他用《明史》中关于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的说法为自己的问题找到答案：“其在明初无疑也。”接下来他又自问：“未迁之先，祖居山西何地，故乡尚有何人？熙曰无据。老人相传，自洪洞大槐树下迁来。一说山西迁民不迁洪洞，故人多逃聚此邑，骤然行文，独迁洪洞，所以传至今日，凡属迁徙者各族，皆有此说。”基本上采取从众的态度。类似的还有山东蒙阴县北楼村民国3年（1914）续修的《赵氏家谱》，说明初的确曾迁山西民到山东，“吾赵氏祖创居蒙之北楼村，适于其时。意者来之洪洞之说，理或然欤”。因为祖先始迁的时间与这一事件相合，便说其祖先来自洪洞似乎应该符合逻辑。
　　又民国时有河南扶沟李氏一族为修族谱，专门就自己祖先来历向洪洞写信询问：“如我李氏鼻祖，传闻自山西洪洞迁豫，即故诸旧家谱，亦多云然。虽然独有说焉，有云迁自洪洞大槐树下者，有云迁自洪洞李太村者。解者谓元季有李太，官至吏部尚书，村以人重，故相传称其村曰李太村，纷纶不一……伏望阁下费神掌故，格外垂青，请将李太村在城某方，相距若干里，古槐尚存与否……愿乞勿惜金玉，复示颠末。”结果获得了肯定的答复，说“古槐在城北五里之遥，原属大槐树保，名（？）管辖村庄很多，而李太村与焉”。可见时人并不相信大槐树是祖先生活的地方，希望找到具体地点，实际上这个李太村也并不见于地方文献，被载录在《李氏探源书》中的这次书信往还还是有颇多疑点。
　　由此感到，族谱中虽大量提及洪洞迁民之事，而且言之凿凿，但其中疑点很多，很难被视为有力的证据。特别是在这些族谱中，还将我们前面曾举到的某些传说故事写入，作为家族历史留传，族谱这样的书面文本又成为口述传说的载体，共同夯实和传递关于祖先的历史记忆。
　　如河南偃师缑氏镇崔河的《崔氏家谱》中提到洪武年间，河南“遭受红雨，人畜伤亡，人烟稀少”，于是从山西长子县迁来。这实际上是与关于“红虫”的传说相同的隐喻。关于官府把百姓骗到洪洞集合，然后强迫迁移的说法在族谱里也很常见。

　有相当多族谱记录了与“打锅牛”传说类似的故事。如密县平陌乡牛岭村的《李氏家谱》说，其始祖兄弟三人定居后“依菜园、花牛、大锅三物分为三家”，他们的始祖分得大锅，被称为“大锅李”。濮阳县郎中乡梁大郭的钱氏、李氏、祝氏等家谱中，说是他们定居后“大锅同餐，垦荒造田”，所以称为“大锅村”，后来再改为大郭村。河南温县招贤村《牛氏家谱》只是说祖先以“打锅为计”，自洪洞迁至河南怀庆，而到山东无棣永湾乡《牛氏家谱》中，就记载其祖先是在洪洞大槐树下分路而迁时砸破大锅，每人拿一块碎铁为纪念，“人称打锅牛”。这样的说法还在其他姓氏的家谱中出现，如山东郓城杨河口村的《杨氏家谱》说，“来时始祖兄弟二人，后以对认锅铁为记”。河北涉县段曲村的民国《申氏墓碑》记载，“当分离之时，以铁锅粉碎为标记”。
　　其实越是晚近修的族谱，吸收传说的内容越多，而且明确写祖先来自洪洞大槐树、老鹳窝的也越多。最早有这类记载的家谱是署明万历十四年（1586）的江苏丰县刘家营村《刘氏族谱》，说“吾家世居山西洪洞县野鹳窝，世远代更，未易追数”。但此谱并非明代原本，传抄过程中增改的痕迹很多，此句也有后世增添的可能。(20) 传说进入族谱，便成为可信的史料，族谱所说再被采择进入正史或者学术性著作，历史就这样被亦真亦幻地建构起来了。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所有记载其祖先来自山西洪洞的族谱在这一点上都是虚构的，也还有很多族谱记载其祖先来自山西其他地方或者其他省份。在历史上的许多时期，人口迁移是很频繁的，山西也是如此，甚至政府有组织的移民行为也是确定的事实，为什么就不能有洪洞来的移民呢？署清乾隆五十年的山东郓城黄安乡冯屯《冯氏族谱》虽然也在开始说“予家系出晋洪洞县老鹊窝民籍”，但后面又谈到“吾族自前明洪武九年，以山西洪洞县城南羊獬，迁濮州城东金堤居焉”，羊獬村确在洪洞县南，可见他们知道祖先确实来自何处，只是为了从众而提到并不存在的“老鹊窝”。署乾隆三十六年的河北赞皇县寺峪村《王氏功德碑》谨慎地说，“闻故老传言，系山西洪洞县柳子沟民籍”，而洪洞也确有柳沟和柳沟里的村落。问题在于这些在族谱中自称是洪洞移民的数量太大了，对此，已有学者表示怀疑，并认可洪洞作为移民中转站的说法，但这并无可信的史料依据。(21) 大槐树、老鹳窝这些虚构的象征性地名又至迟在清代前期已经出现，流传极广。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社会这样记忆他们的历史，并导致历史的重构呢？

关于胡大海与人兽婚的故事，在山西许多地方还有同一母题的、附会在常遇春身上的版本，只不过后者是为了说明端午节的起源。即说常遇春父子逃过大河之后，其人熊母亲见无法追及，跳河自尽。后来常遇春为了纪念母亲，便在每年这个日子，将母亲最爱吃的黄粘米投进河中，为了不被河水冲散，便用叶子包好，就是粽子的来历。(35) 类似的故事如《常遇春三摊娄烦县》，故事说常遇春的故乡在娄烦的常家坡村，其父在长白山采人参时被人熊抓去，逃回后在娄烦乞讨时被人欺负，得势后三次下令惩罚娄烦；(36) 再如《五月端午祭江的又一说法》，也是说在无名山有个常猎户云云。(37) 两个故事的相同之处在于，故事的主角都是明初的大将，意思是暗指他们的勇猛（甚至嗜杀）与他们不同寻常的出身有关，反映了河北、山西民众对他们的特殊看法，但是这些故事都没有与洪洞移民联系起来。几乎可以肯定，明初战事对北方的破坏巨大，影响极深，“燕王扫北”传说背后的历史真实仅此而已，山西移民是否真与此有关，与“燕王扫北”有关还是与“靖难之役”有关，其实都是次要的。
　　不过，以上传说还是向我们透露出某些有价值的信息，那就是这里面都隐含着关于北方少数民族的看法。对此我们会在下文进行分析。
　　也有一些传说并不把陕西大槐树移民与明初史事联系起来。有一则《南召人老家在大槐树下》的故事：“据老年人说，李闯王造反时大本营就驻扎在洛南山区。经过连年战乱，八百里伏牛山被糟蹋得路断人稀，路上扔钱也没人拾。到了清朝初期，官府就决定从山西洪洞线一带往伏牛山区移民，均一均人口。”(38) 另一则《大槐树底下的人》也说：“闯王打不胜，又走了。满清兵在这一带见人就杀，弄得路断人稀。后来满清人坐了朝，天下太平了。听说南阳的地恁好没人种，怪可惜，朝廷就下了道圣旨，叫山西洪洞县的人往河南迁，推的推，躲的躲，官家干气没有门儿。”(39) 这表明不同地区的人民结合本地印象最为深刻的历史记忆，为同一传说创造历史背景。河北、晋北、豫北受明初战乱影响大，就把这个背景落在“燕王扫北”上，豫南受明末清初战乱影响大，就把背景放在这个时期。同时，这也与历史上并非一次从山西移民有关。
　　族谱是另一种历史记忆的工具，它本身就是一部家族史。我们注意到，在许多族谱之类记载中，其祖先往往有明代卫所的背景。
　　1994年河南濮阳西李庄《王氏祖碑》序：“始祖讳义，王氏本籍系江南凤阳府，鼻祖从明太祖北定中原时，以功封山东兖州府东平州，世袭锦衣千户，指挥使，家住岔道口。永乐初，苦军徭大马之役，始祖遂迁于开州。”
　　河南浚县善堂乡徐家村《徐氏墓碑》：“余家始祖原居上海县，明朝洪武时北定中原时随军人在此落户，繁衍后代。”

让我们回到对大槐树的讨论上来。
　　民国之初，曾在清末任山东观城、茌平等县典史的洪洞贾村人景大启卸任回乡做幕，向一些商人、士绅募得390多两银，在所谓古大槐树处树碑建坊。据他自己说是由于树和寺均已不存，“第恐年代愈远，稽考无从，亟思所以表彰之”。(43) 但据同时人的记载，似乎直接的原因是辛亥革命时“卢协统督师南下”，军队到洪洞时，因为这里相传是自己的祖籍，因此“城郭安堵”，“于是洪人感大槐荫庇无穷，仍醵资建设牌坊、亭榭于其侧”。(44) 这种做法本来极类似于对地方神灵庇佑百姓的一种报答，或者就是塑造神灵权威的一种做法，但是当时人却把它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现代构建联系起来。民国6年《洪洞县志》中有一篇贺柏寿撰写的《重修古大槐树处记》，其中说道：
　　自来名胜古迹，率以帝王将相所发祥，高人逸士所隐迹，遗后人勒石记载……然此为续文献之征，而非民族之系也。方今民国肇造，社会主义播腾寰区，凡有关民族发达之原者，允宜及时表章，藉识人群进化之由，俾免数典忘祖之诮。然则吾邑古大槐树处之待于揭橥者，故不重哉！……盖尔时洪地殷繁，每有迁移，其民必与，而实以大槐树处为会萃之所，宜乎生齿蕃盛，流泽孔长，后世子孙，闻其地而眷怀乡井者，种族之念为之也。(45)
　　类似的表述如贺椿寿《古碑保障说》曰：“余窃叹槐树之古迹，其关乎民族纪念，以保障我邑人者，甚重且巨。”柳容《增广山右洪洞大槐树志序》感叹：“于戏！现值大同世界，一本散为万殊，四海皆是同胞。民族合群，共同奋斗，异族罔敢侵略，同种日跻富强。遐迩交称曰：古大槐树关系种族，杨国争光，晋乘生色。”大槐树已经不再只是山西移民的家园象征，而成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它的意义被提升到团结民族、抵御外侮的高度，成为现代民族主义话语（nationalist discourse）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此，当时已有人指出：
　　何今之族姓，其上世可考者，尚有千百户之裔；其不可考者，每日迁自洪洞，绝少称旧日土著及明初军士。盖自魏晋以来，取士竞尚门户，谱牒繁兴，不惜互相攀附，故虽徙居南方，其风未泯。而中原大地，则以异类逼处，华族衰微，中更元明末世，播窜流离，族谱俱附兵燹。直至清代中叶，户口渐繁，人始讲敬宗收族之谊，而传世已远，祖宗渊源名字多已湮没，独有洪洞迁民之说，尚熟于人口，遂至上世莫考者，无论为土著，为军籍，概曰迁自洪洞焉。(46)
　　尽管曹树基已对这种比附是否可以存在于土著多或土客参半的地方提出有力的质疑，但是这里还是可能有比较复杂的因素，比如“上世莫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即使在土著或从他地来的移民之中，经历时间等等变化，本来可考的家世也可能变得不可考了，这就有了一个选择祖先故乡的问题，所以我们见到说自己祖先来自洪洞的家谱、碑记等等并非同一个时期的。再如，即使以县为单位，土著或从他地来的移民占到一半或以上，但如果来自洪洞或自认为来自洪洞的移民在一个村、社、屯、里之中占了绝大多数，其影响是会很大的，是会超过他们所居住的那个空间界线的。还有的假设就是我们所论及的洪洞大槐树等传说的力量，这个家园象征可以使人数不占优势的族群具有极大的精神优势。

我想知道李维忠 在谁家族谱上 他是弟兄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