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彭慕兰著、史建云翻译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一版

我对这本书翻译成中文深感荣幸，期待着中文版的出版能够引起新的学术对话。我衷心感谢北京大学的刘东先生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合作，进行了必要的安排，尤其要感谢史建云女士为这本书所作的特别认真的翻译工作。这本书现在已经两岁了，借此机会进行一些修改自然而然成为诱人的念头。但我没有这样作，只是订正了几处印刷错误，并改正了附录E中纺工和织工收入的一些计算错误。（幸运的是这些错误并不影响全书的论证，因为它们只涉及收入在纺纱和织布之间的分配，而大多数从事纺织品生产的家庭都是纺织结合的。）

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期望任何作者作出定论的课题，在我的著作受到非常多的称赞的同时，它也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一些争议具体针对我的著作，一些则针对着一个对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学术再评价的更广泛的潮流。很多人现在把这个流派称之为“加州学派”，甚至于“尔湾学派”，但这个学派的成员只是一种松散的组合，并不限于加利福尼亚。我预料这本书在中国也会引起争论，尽管可能不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意味着争论的变化而不是结束，当我们找到新的证据时，某些具体观点无疑会被推翻。但我以为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将证明有长久的生命力。

探究中国与欧洲的差异：时间、方法论和解释
首先，在我看来，通过最近两年的讨论已完全站住脚的观点是：欧洲的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显然主要是东亚，但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在我们能够对其进行计量的范围内，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在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和克里斯托弗·伊谢特努力重申江南地区生活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的老观点之后展开的一轮新辩论，在我看来只不过加强了这些新观点：读者可以在亚洲研究杂志2002年5月号上看到这场讨论的主要内容，全部讨论将收入一部即将出版的书中。而如果“大分流”的时间迟于我们通常认为的时间，这无可避免地会影响我们对它的解释。

在我看来已经站住脚的另外两个观点完全属于方法论问题——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这同一套丛书先前出版的我在尔湾的同事王国斌的著作。首先，我们两人都强调，在进行东西方比较（或者任何比较）时所用的单位必需具有可比性，而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因而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或印度作为一个整体）更适合与整个欧洲而不是与具体的欧洲国家进行比较：正如中国既有富裕的江南也有贫穷的甘肃一样，欧洲同样既包括英格兰也包括巴尔干。江南当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在18世纪，其人口超过除俄国以外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就其在自己所处的更大社会中的经济职能来说，江南——而不是整个中国——是英格兰（或者英格兰加上尼德兰）的一个合理的比较对象。这种想法给了我们一条进行类比的基线，能使比较真正具有意义，从而使我们得以弄清，在世界不同地区，区域之间重要关系的建立方式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进一步使我们得以把经济发展看作地区间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始终寻找某种对一个具体地区内生的成功来说是具体的致命缺陷或关键的东西，并用这一关键性特征对1800年前的相同和1800年后的差异进行困难的解释。换一种方式表达，西方很多社会理论问的是“为什么是欧洲？”然后，在把世界其余部分从发展进程中排除后，再问“在欧洲内部为什么是英格兰？”但如果江南或畿内或古吉拉特与比方说塞尔维亚相比，对于长期发展来说是更好的候选对象——或者说它们肯定如此——为什么不彻底取消以洲为单位，直接去比较核心区？我们可能常常折回去引进比较传统的单位，当它们看起来有用时——毕竟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英格兰有它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建立了与它的殖民地和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而江南没有——但如果我们把这些传统单位引进太早，它们就会妨碍我们的视野而不是帮助它，因为我们甚至会永远没有足够的可比性以开始我们的工作。

第二，我也以王国斌关于最好的比较是交互比较的主张为基础：这些比较问的是为什么欧洲不是中国，而不只是为什么中国不是欧洲。这一主张有几个优点。首先，它承认对西方经典社会理论（马克斯·韦伯等人）的批评，认为这些理论把非西方社会当作发展“失败”或“没有发生”的实例，同时没有培养我们了解在其他地方确实发生过的不同形式的变化；但一些后现代学派的理论家根据这一问题断定我们应该放弃比较，与他们不同，王的主张提出了一种避免欧洲中心论（或至少将其最小化）的不同方法，即，在欧洲也寻找“没有发生”与“失败”。正如一句美国谚语所说，如果房间里有一头当时不应该存在的大象，可以委婉地假装它不在那里，但那完全不是事实。在我们打算集中描述其他区域的历史时，欧洲突发的现代性就是这样一头房间中的大象，而我们最好是承认它的存在。我们至少可以对中国和欧洲的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如我在本书中的尝试；当我们出于“根据它自己的条件”书写中国（或其他非西方社会）历史的值得称赞的目的，太经常地尽力把欧洲排除在这幅画面之外时，由一个欧洲史的理想化版本产生的一系列预期仍然是一种未经检验的存在，也仍然含蓄地规定了进程。在这方面，我们至少看清了欧洲很多实际情况也并不符合这一程式化的“欧洲史”——事实上，我们将看到一些实例表明，18世纪中国的很多地区比欧洲大部分地区都更符合这些预期。尽管诸如“为什么英格兰没有变成江南？”之类听起来古怪的问题无疑并不比人们更为习惯的“为什么江南没有变成英格兰？”天生更高明，但它们也并不更低劣，它们还具有重要的优势，因为人们通常很少提出这类问题，所以我们在研究它们的过程中还没有遭遇到成果急剧递减。

这使我得出了另一个观点，我认为这个观点是上面阐述的方法论与通过实证得出的直到相当近的时期经济后果并没有发生巨大差异的主张的结合。如本书将反复说明的，全世界的重要区域在18世纪时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相反，尽管人们能够确定在某些重要领域中，欧洲在比如说1700年就已经占据领先地位，但在一些同样重要的领域中也能发现欧洲处于落后地位。由于我们知道19世纪发生的事情，我们太经常地把注意力仅仅集中于那些在比较早的时期就已经指向欧洲的突破和中国的困境的标志上。但一个更为准确的历史记录会承认指向不同方向的标志，并且会问，为什么在历史的某一时刻英格兰面对的问题（举例来说，相当平淡无奇的农业单位面积产量，最高产量几乎没有变化，一些地力耗竭的迹象，加上相当严重的滥伐森林）变成了小得多的问题，尽管由于英格兰的人口在1750到1850年间增长了两倍，人们预期它们本应成为更大的问题，而同时江南在例如地方能源供给（它曾长时期用多种方法进行调整适应）及它对以棉布换谷物的贸易的依赖（这种贸易长时期运转良好）方面相对的缺陷突然变成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再一次，对等的比较指引我们思考关联、联系和互动，在我看来，这种思考是对我们通过在一个区域内部寻找一个或两个根本特征来解释它在漫长过程中的轨迹而做的大量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补充。甚至当我们寻找完全包含在一个正在比较的单位之内的因素时，一种建立在交互比较基础上的方法也鼓励我们根据集中的具体的因素而不是一般性的描述进行思考：因而我们可能继续坚持清政府对某些重要部门（如采矿）的具体政策抑制了中国的发展的观念，但这是一个远离旧观点的呼声，那些一直以惊人频率提出的旧观点认为，我们可以用清政府更明显的“轻商”或“对发展无兴趣”、“追求地租”或“封建”等说法解释一切。

我集中注意的要素系列并不意味着详尽无遗。事实上，我赞成一些人所说，我们对被称之为“实用知识的成果和展示”（而不是比较狭义的“科学”）方面的差异应该给以更多的注意；我的意图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我认为在以前的大多数解释中未受重视的因素，从而纠正不均衡，而不是想要涵盖一切。在纠正这些不均衡的过程中，回过头来思考地理问题、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对我来说是重要的。现代经济分析尽管有很大的作用，但可能经常误导我们认为所有资源最终都是可以替代的，以至一个单独的计量数据（总收入或资本积累）就代表了一个经济的容量。即使在几乎有无限的能源供应、低运输成本和化学工业（能够把碳氢化合物转化成几乎任何东西）的当今世界，这也并不完全真实。在一个18世纪的世界中它更是远离实际，在那个世界中，几乎一切食品、燃料、衣物纤维和建材都来自于植物种植，从而来自于当年的阳光、水分和土地的交互作用；在那个世界中，即使极为大量的劳动和资本也只能提高某一块已知土地的产量；也是在那个世界中，欧亚大陆的两端都突破了此前已经保持千年以上稳定的人口上限，发现它们本地的土地供给受到了令人痛苦的限制。在这些情况下，一旦我们用难以找到替代品的具体项目的物量进行观察，无论是土地制约的加紧，还是使其松解的资源幸运，最终都能够证明要比我们简单地把它们换算成等值的货币，并假定它们具有可替代性时它们会表现出来的更为重要。它们本身不是对增长加速或危机形成的解释，但它们产生的关联确实有力地改变了东西方的发展轨道。由此引起的经济命运和政治命运的分流远远大于实际生活在18世纪的任何人的预料：它是如此之大，以至当回顾它的产生过程时，难以相信它或是发生在相当近的时期，或是具有任何强烈的偶然性。

与中国史研究中其他倾向的关系
就研究中国史的具体著作来说，我的观点的一般延伸与最近李伯重、李中清、王国斌和其他人对清代经济成就正面的再评价一致。（在这一意义上，也以吴承明等老一辈历史学家的学术成就为基础，但在一个方面突破了他们的研究，即，清代中国与一个早期资本主义的理想模式明确不同的那些方面并不是必然构成对发展的制约。）我的观点也与那些认为18世纪的中国在知性和其他方面都比早先的著作对它的描述更有活力的新的研究完全一致，尽管要评价这些不同的学术著作怎样互相紧密联系尚为时过早。

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这些强调清代经济发展（更不用说任何更为广义的发展）实力的人在具体观点上都持一致看法：例如，我对18世纪产量的一些估计（特别是棉布）比李伯重的估计要高，但我确定的经济发展（至少以人均范畴衡量）开始减速的时间也比他确定的时间早，也更少直接论证全国市场的形成问题。一般说来，我们不仅都对清代经济成就有比较积极的评价，而且与前几代学者相比（既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自由主义者），更少强调明确的生产关系决定经济结果的能力；我们不是把具体的资本主义制度看作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是注重不同制度的组合可能取得相同的结果，同样，李中清和他的合作者认为中国人口体系取得了很多成果，而这些成果在马尔萨斯及其继承者看来，是英格兰所独有的，并且是通过完全不同的机制取得的。在这种关连中，至少王和我都援引了由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对“市场经济”（清代中国非常肯定已经出现）和“资本主义”（相对而言清代中国几乎没有出现）之间所作的区别——这种区分最近在西方学者中并不流行（或许除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追随者），但在我们看来，它对于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研究当代中国对建立一个不是简单模仿西方模式的市场经济所作的努力都相当重要，至少，我认为这一清代修正论的综合成果使下面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即：中国比较富裕的地区迟至18世纪中后期，在相对意义上极具经济活力，相当繁荣。那种认为中国或是由于人口压力，或是由于其社会所有制关系的性质而“闭塞”并极为贫穷的旧观点，现在在我看来完全处于守势地位。对于东西方在19世纪发生分流的“何因”的论争将会长时间伴随我们，但如果我们能够同意，我们改变了一直以来对“何事”与“何时”的解释——我们必需根据区域性的比较进行研究，必需根据一个相当突然的分流发生在1750年后的某个时间进行研究——那么我们就已经走过了长长的路途。

一些新的研究课题
如果这种关于经济分流的时间及性质的新认识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还有一些新的见解可以考虑。中国和西方的学者们在确定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时，通常如果不是定在明末（着重于内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是定在1840年（鸦片战争带来的外部冲击）。然而，如果我们承认开始于明末，并在17世纪中期的中断之后以新的活力复苏的商业化浪潮和经济发展没有犯下什么具体的“错误”——没有什么因素使它与在其他地方影响较少人口的现代早期发展的类似浪潮相比更不重要或更没有前途——但尽管如此，也没有理由假定，如果不受干扰，这种现代早期的发展必然会转变为与现代发展相伴的引人注目的变革，那么，1550年看起来可能多少有点不重要，1840年则极为不重要。具体的说，鸦片战争不再是来自海外的中国现代性的起点，也不再是一个内生的现代性遭受挫折的关键时刻。它现在只成为许多重要时刻中的一个，在这些时刻，政府没有能力妥善处理外部环境造成的压力与一个不断变革的经济、社会、生态、政治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把这种时刻列一个目录，里面还会包括一系列推动性要素与衰减性要素的组合，例如引进新大陆的粮食作物、越来越多的移民进入西南与苗族起义；商人赞助者、不再能找到政府部门工作的学者与文化/知识变革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江南-东北沿海贸易的发展、黄河治理费用的上涨与漕粮/大运河体系的衰微；中亚的平定与清代军界的变化；还有本书中举的许多内陆区域人口增长和手工业发展与长江中上游和三角洲地区间以稻米和木材交换布匹的远距离贸易的缩减的实例等等。

本书把重点放在区域性经济现象的分析上还暗示，我们可能需要对中国的不同地区作出不同的分期：这是多年以前施坚雅提出的一个观点，尽管是出于不同的理由。在这一方面，我打算说明的是，如果江南和内地之间的远距离贸易确实在1750年之后的某个时候开始衰落——造成了对双方都是致命的后果——而同时中国沿海的贸易却继续发展（不只是与西方，而且与东北、暹罗和其他贸易伙伴），我们在这一阶段还可以看到今天严重困扰着人们的某种势态的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章：一个富裕的外向的沿海的中国和一个总的来说更为贫困的内地之间，在经济和其他方面日益拉开距离。当我们重新考察1840年以后的一百年时，以前看起来是一个经济纯粹失败的时期现在表现得要复杂得多。一旦太平天国战争引起的巨大损害结束，在接下来的70年中，中国沿海很多地区经历了非常明显的发展：这不仅适用于那些被帝国主义从中国割裂开的区域（香港、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台湾以及比较短期的东北），也适用于长江下游大部分地区、广东、福建或许甚至还包括山东省东部。这种发展通常不仅与外国技术和（在某些实例中）商业惯例相关，与进入新的海外市场相关，而且与进口初级产品（例如东南亚的稻米和来自不同地区的木材）取代内地供给的能力相关，后者早在18世纪末就开始更为稀缺也更为昂贵。在这一意义上，不断增长的海上接触造成的经济刺激和随着中国不同地区的联系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的中断而来的财政、政治、社会及某些情况下生态方面的灾难，都有着并不取决于西方的18世纪末的前因。如最近对中国—东南亚贸易研究的学术成果所表明，中国的海外移民亦是如此，他们开垦农田、开采矿山、开发其他资源供出口运回中国，这种移民在大约1870年以后变得非常重要——对东南亚，对中国，对我们常常错误地归之于纯粹属于“西方”对东南亚的入侵造成的活力。在所有这些方面，西方入侵和19世纪中期的其他灾难可能再度表现出使这些危机倾向极大加速，但并没有启动它们。

一个极为长期的观点
最后，一个极为长期的观点提醒我们考虑怎样把东亚和西欧之间19世纪的分流放到全球历史的背景中。长期以来，这个分流本身就是背景，其他一切都要与它配合：世界史的大多数重要课题都是研究“西方的崛起”和“其余地区”所谓的停滞之间的差异，大多数早期的宏观历史著作在写作时至少隐含有阐明这一分流之前因的目的。近期对世界史的研究中目的论的倾向更少，在不同的方面预示了这里提出的观点，即：如果东西方重要区域的命运直到相当晚近还极为相似，为了解释这一分流而遍索遥远的过去或许并不是那么有用。然而，一些关注西方优势之深远根源的旧观点仍然有影响力，如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的近作《国家的财富与贫困》（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甚至在那些致力于建立一种较少欧洲中心论也较少目的论的新的世界史的人中，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也常常起着一个连接两段完全不同的世界史记事的枢纽作用。对于从1400年前后开始到1800年的这一阶段，我们已有的记述是，一些大体相似并且只有松散的相互关联的帝国、“文明”或“世界体系”，沿着在很多方面并行的路线发展。然而，对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世界史学家告诉我们的历史是，一个单一的北大西洋核心成为变革的发动机，世界其余部分以不同方式作出“反应”；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即认为现代性的“扩散”极为有益）和反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即认为把非欧洲区域纳入一个资本主义体系是不幸的“合并”，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追随者们的著作）在这一点上都是同样的。在这些史学著作中，中国在经济上落后于西方及清朝的政治形象与军事形象低下，成为西方和“其余地方”完全分离的信号。

然而更近的事实可能警告我们注意，东亚/欧洲的差距是一种巨大但暂时的分离，而不是我的书名暗示的“大分流”。如杉原薫所说，如果世界结束于1820年，一部此前300年全球经济史的主体就会是东亚的奇迹：迅速增长的人口中生活水平有节制但稳定的提高；结尾的简短的一章可能提到遥远的大西洋沿海有相当少量的人口似乎享有甚至更快的人均增长率（尽管或许不是太快）。如果世界结束于1945年，经济史的主体就会是，我们大部分人——至少是在西方——伴随着北大西洋的胜利和一个高消费、高能源利用和高劳动生产力的世界的诞生成长。在2002年，历史再度发生了位移。如果我们用总量指标作判断，1945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头戏并不是发生在西方，或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西方人能够用一只比较自由的手留下印迹的地方的前西方殖民地，而是发生在东亚（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那里至少曾保持部分的政治独立，同时使西方的技术适应它们完全不同的社会传统和天赋资源，而不是简单地模仿西方。即使我们根据人均指标作判断，日本也明显赶上了最富有的西方国家；台湾和南韩没有落后很远，中国沿海重要地区现在看来正在紧随其后。用某些基础指标如预期寿命和出生率判断，甚至中国许多内地区域（尽管以人均GDP衡量仍然贫穷）现在看起来也属于在世界上占第二位的成功区域，而不是简单地属于“其余”地区。的确，今天看来很难把东亚放在一个沃勒斯坦学派的观点中，按这一观点，外围区域一旦落后，就会陷入使它们永远也无法赶上来的不利境地。此外，这一东亚发展的大爆炸看来是本土技术和经验与北大西洋技术和经验融合的结果，也是这些地区间的一种分工，而不是源于简单抵制以前对西方有利的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