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胜
2006-03-28 04：09：26
作者提供，象牙塔网络发布

中国学者或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学者不懂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等易学方面的基本知识，或者随意地论说、处置这方面的问题，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首先是易学界的问题，易学研究存在诸多不严谨、不科学的现象，由于方向偏颇、与考古材料相隔离等，导致《易经》八卦问题始终陷入神学迷雾之中，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其次是易学界之外的学者，普遍缺少相关知识，论述有欠严谨或谬误颇多。关于前者，笔者已在一篇文章中述及（《揭开易学界的神秘面纱——当代中国易学研究反思录》）；关于后者，这里仅据笔者有限的浏览所及，向读者作一些介绍。

李卫东博士认为在一万五千多年以前，地球上曾经在“神”（宇宙高级生命）的教育下出现了第一代文明，但这一代文明却因一场意外的天文事故——天地分裂（地月分离）时产生的大洪水给吞没了，人类文明出现了断裂。那些从高山上走下来的幸存者在洪水过后平原的废墟中发现了大量上一次文明的记载，而其中大多数已为他们所无法理解，如中国古代的《周易》、《黄帝内经》、《山海经》、《道德经》、针灸术、气功学等。他说：作为旁证，“所有的上古文明大多数只有操作的方法，而没有相关的理论体系。比如说针灸学，实际的使用方法流传至今，但却没有相应的理论说明。再比如，《周易》八卦，只存六十四卦爻辞，《周易》的原理却失传了，《周易》的《十翼》是后人凭借自己的理解加上去的，非《周易》原有。这是因为高山上的幸存者们由于自身十分落后，理解不了深奥的原理，所以只好重视对人有用的实际操作方法等”（李卫东著《人有两套生命系统》60—62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他所说的大洪水毁灭人类第一代文明是发生在距今15000年左右（李卫东《人是太空人的实验品》78—8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李的观点在其他相关学科方面是否有足够的依据和理由支持暂且不论，这里只说与《周易》八卦有关的问题：众所周知，《周易》卦爻辞基本素材是西周初期或前期的产物，或被认为是文王、周公所作，其年代距今3000年左右，这与距今15000年左右“从高山上走下来的幸存者”毫无关系。如果说《周易》八卦六十四卦存在着什么“对人有用的实际操作方法”的话，那当然是指占筮，然而古今中外占筮的“原理”都不过大同而小异，即借助“神”的力量和某种程式得出一个结果，据此判断吉凶。《周易》占筮还有什么高深的原理呢？

宋太庆先生说：“中国民间关于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具有悠久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一二万年以前中国陶瓷文化创始时期……”，他认为“盘古可能是阴阳合休，可能是阴阳、太极、八卦互补图形的原生图式。盘，可能是女阴形象、女阴符号，而古，可能是男阳形象、阳性符号，他们是中国第一双原始祖先神，已有一二万年的传说历史”，又说：“七八千年前的伏羲时代，中国人已开始了原始天文观测活动，并且总结出《河图》和《洛书》以及阴阳、八卦、太极学说”（宋太庆著《中国时代》168页、196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盘古是一位创世大神，而且公认其产生年代是在东汉时期，与佛教的传入有关，当然它不可能是阴阳、太极、八卦图的“原生图式”。即使将盘古的年代上溯至一二万年以前，它与阴阳、太极、八卦“互补图形”也各是一回事：一是人格化的神，一是各种图形，将二者拉扯在一起，真是“生拉活扯”。前面说阴阳、太极、八卦图形来自创世大神盘古（而且还是女阴、男阳形象和符号），后面又说阴阳、八卦、太极学说来自原始天文观测活动，而且年代、时代还相距甚远，这就不仅仅是“生拉活扯”了。在同一本书中，作者还说：“易在周文王时代，与伏羲阴阳太极图腾相结合，产生了系统化的易体系，从此成为科学与宗教之源”（宋太庆著《中国时代》215页）。阴阳、太极并非“图腾”，这是常识。与“阴阳太极”相结合的“易”指的是什么呢？按一般理解，“易”或“易学”是包含阴阳、太极这些概念和范畴在内的，所以“易”与阴阳太极相结合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说法，说这种结合“产生了系统化的易体系”就更是莫名其妙。如果“易”仅指八卦符号或《周易》之卦爻辞，其与阴阳太极相结合“产生系统化的易体系”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说法。至于说易经、易学“是世界科学与文化的鼻祖”、易在科学上“揭示出一切事物都可以用数字0、1来描述的世界数学图式”、“易、太极、八卦与现代世界科技与知识相结合，正在形成系列新兴学科群和知识学科群”（宋太庆著《中国时代》215—216页、234页），也是神吹。

张振犁、陈江风等著《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说：“《易》八卦的两种特性以探究天地、万物和人事各种关系为基础。它把阴阳作为一切事物的基本矛盾，同时又把奇偶律作为自然数中的基本矛盾，并且认为两者间存在许多共同点”（张振犁、陈江风著《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48页，东方出版社中心1999年2月第1版）。按作者意思，“《易》八卦的两种特性”显然是指“阴阳”与“奇偶律”，但是说二者“以探究天地、万物和人事各种关系为基础”则莫名其妙。到底是说“阴阳”、“奇偶律”来自天地、万物和人事各种关系呢，还是说“阴阳”、“奇偶律”是认识、分析天地、万物和人事关系的一种理论和工具？所谓“奇偶律”不过就是指自然数非奇即偶、非偶即奇，它根本就不能成为“《易》八卦的两种特性”之一。若论“《易》八卦的两种基本特性”，除了“阴阳”外，似可以“天、地、人”三才凑合，因易学乃三才之学，八卦三爻分别象天、地、人三才。该书又说：“河图、洛书出现之后，被人们逐渐与阴阳五行观念联系起来，演绎出《易经》，逐渐被复杂化、神秘化了”（张振犁、陈江风著《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124页）。《易经》不是据河图、洛书演绎而来，也不是据河图、洛书与阴阳五行观念结合演绎而来，这是常识。所谓伏羲则河洛画八卦只是一个神话故事，不能作为论证的事实依据。该书论及《易经》、阴阳八卦之处甚多，问题也多，笔者在《评〈中原神话论〉》中已有一些分析，这里仅举两例，不必细述。

何新先生说：河图书就是鳄鱼和穿山甲“这些爬行动物的背甲花纹，古人以为神秘，涵有数理，并以为占卜没图的神秘用具。龟、鳄上古人认为属于同类。所以龟甲卜，应起源于鳄甲卜。商周以后鳄类中原稀见，用龟遂取代了鳄”、“所谓河图，据说在龙马背上，又是八卦起源。其实可能是指扬子鳄背上那种很整齐也很有规则地排列的鳞甲图案……”、“河图——龙马，实即鳄鱼背甲的花纹。其形以8—9为数，呈网格分布，像九宫图。所以古人以为神秘”（何新著《诸神的起源》69页、329页、341页，时事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这些说法存在多方面的问题：①说河图是“爬行动物的背甲花纹”是将未经证实或不可证的神话故事当作事实，故不可取。②说鳄鱼和穿山甲之背甲花纹为古人占卜没图的神秘工具是没有依据的，也不为考古材料所证实。③说龟甲卜起源于鳄甲卜也是无据，也不为考古材料所证实。④说河图即鳄鱼背甲的花纹，其形以8—9为数，象九宫图，是将河图、洛书（九宫图）混为一谈，而且与鳄鱼背甲花纹相比，也是牵强附会。何新先生又说：“汉人依据《易·说卦》所传古法，以八卦作为八方的符号，其中东方震、南方离、西方兑、北方坎，叫做四正。东南巽、西南坤、西北乾、东北艮，叫做四维。与其相配的乙图，就是著名的九宫图，亦即河图洛书”（何新著《诸神的起源》288页）。这里又是将河图、洛书混为一谈。

关于河图洛书，还有不少随意或离奇的说法。如：田昌五先生说“所谓河图洛书，就是龟甲上的斑点和纹路。传说河中有白马负图而出，指的仍然是鲧”（田昌五著《华夏文明的起源》139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王红旗先生说“河图的最早涵义乃指黄河的地貌或河道图”，洛书“最初也是指洛书的河道图，当年大禹治水时来到洛水之滨，有一只神龟从水中爬上岸来到大禹身旁，它的背上有一幅图书被称为洛书，神龟献书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帮助大禹治水”（王红旗《汉以前的中国地图及其测绘》，《文史杂志》2001年第1期）；徐宏达先生认为河图是伏羲氏从漉河中所得非人工的而是一天然玉石半透明圆球，内涵最简单的图（即山上山下相联抱合的“连山立体图象”），但从中可以显示出易之根本理论和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的产生、次序、方位之象”（徐宏达《立体太极两仪图与现代科学的关系（续）》，《潜科学》1995年第5期）；朱渊清先生认为“传说中的河图洛书也就是龟甲卜兆之象。这是一则古老的传说，说的是黄河之上曾出现了背负图象的龙马，洛书之滨曾出现了背负文字的神龟”（朱渊清著《周易探秘》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亢亮、亢羽既言“这种以马身和龟背上的数字化的有序的星点排列，奇妙地对应着天象和大地的阴阳”的河图洛书出于中国的黄河、洛水，又认为“中国古老的揭示天的河图，揭示地的洛书，都有明确的表征。河图录下的是，宇宙气旋的旋臂。洛书反映的是气在大地上运行的S形、8字形轨迹”（亢亮、亢羽著《风水与城市》1页、8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提2月第1版）；顾颉刚先生说“河图不知是什么东西，也许是黄河的图，也许是河中找出来的一块玉石，上面有些图画的纹理的”（《古史辨》第7册（中），2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袁轲先生猜想说“河图：治水地图”（袁轲《古神话选释》303页注释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赵国华先生认为河图是西安半坡母系氏族公社的鱼祭祭坛布局图即今传洛书图（赵国华著《生殖崇拜文化论》133—1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或以古代神话故事为史实，或脱离易学背景胡乱猜测，或则牵强附会以逞已意，都远离易学中河图、洛书图式的实际。

杨振宁作《〈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报告之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和争论，有人认同，也有人批评。在学者们的讨论中，仍然随处可见有关《易经》八卦方面的常识性、知识性错误或者有欠严谨、科学。这里以《文汇报》发表的两篇文章为例：浦家齐先生的文章《〈易经〉与传统文化的检讨》（《文汇报》2005年3月26日）我认为谈得非常好，大体上完全认同其基本观点，但有关《易经》的一些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该文说“在中国古代的重要经典中，唯有《易经》涉及宇宙思考，所以对自然科学影响较大”。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另一部同样重要的经典《老子》也以对宇宙万物的思考和认识而著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老子》宇宙生成观。浦文又说：“《易经》中的太极图只含阴阳二仪，其包容性之大是不言而喻的。”《易经》中是没有太极图的：古今都有学者认为太极图来自远古伏羲时代，但《易经》中是没有太极图的，至多只能说二者是有关联的；今日易学界的主流学者如朱伯昆、李申等，他们认为太极图、河图洛书等易图都是对易学中有关理论、观念的图解，远远晚于《易经》而产生。浦文又说：“《易经》后来按照道教的需要进行了全面的诠释，成为道教教义的组成部分，就更增加了其神秘性。”这个说法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历史上对《易经》进行全面诠释，从孔子和先秦儒家作《易传》开始，基本上都是儒家或在儒学的背景下进行的，而道教并没有对《易经》进行全面诠释。自东汉魏伯阳开始，易学中的一些观念、道理、术语被引入道教教义、炼丹和养生学中，但谈不上对《易经》进行“全面诠释”；宋、明理学继承了一些道家、道教的东西，但它是按儒家的需要而不是“道教的需要”而对来自道家、道教的东西作了改造，当然它们更没有成为“道教教义的组成部分”。据吕绍纲先生和笔者研究，《老子》思想、道家易、道教易上承殷易《归藏》，而与《周易》、《易传》、儒家易学各是一路，宋、明易学才是二者合流，但应是儒家接受了道家、道教中传出的一些东西（吕绍纲《〈老子〉思想源自〈周易〉古经吗？》，《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王先胜《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识读及其重要意义》，《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2期）。江晓原先生在《〈周易〉与科学没有关系——兼论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文汇报》2005年3月26日）一文中将“《周易》、阴阳、五行、八卦、星占、炼丹、风水之类”均称为方术是不当的：虽然《周易》、阴阳、五行、八卦均与方术发生关系，但以“方术”概言之是错误的。该文又说：“《周易》体系，原是中国历代学者持续不断地参与建构的一个数字神秘主义体系”、“《周易》作为古代数字神秘主义体系，它恰好有符合二进制的地方，这并不能便它因此就具有‘科学’的身价……”。说《周易》是古代“数字神秘主义体系”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因为其核心和基本构成《周易》六十四卦与卦爻辞均不是“数字神秘主义体系”，六十四卦符号不是数，与二进制可以联系的也不是《周易》六十四卦序，而是邵雍先天易、伏羲六十四卦图。

陈忠来先生说：“象最早的巫卜八卦及其演绎出来的八八六十四卦，也不过是用来判断吉凶，教人避害趋利……”（陈忠来著《太阳神的故乡——河姆渡文化探秘》216页，宁波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蒋书庆先生说：“殷周数字卦符号的发现，说明八卦符号及其起源的确与记数方式有关，也说明伏羲画卦由数起的传说是可信的”（蒋书庆著《破译天书：远古彩陶花纹揭秘》411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1月第1版）。李零先生说：双古堆汉简《易经》和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同时也证明，传本《周易》以“——”表示阳爻，以“— —”表示阴爻的做法，实际与以往的各种推想和猜测无关，它只不过是“——”和“八”两个数字符号的变体而已（李零著《中国方术考》242页，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冯时先生说：“易卦不仅从原理上讲是本之筮数，而且就连书写形式也与古代数字无异”，认为“画卦实为布数之为”；又说：“可以肯定的是，今本《周易》的阴阳爻卦画乃由数字演变而来，这说明，由于文明的发展使得筮算价值的的降低，或者演式一类风气的盛行，都可能使数字爻与阴阳爻卦画最终合流”（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366页、39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认为八卦起源于巫卜、数卜、记数符号或殷周数字卦，这些认识广泛流行于学术界，但是通过对相关材料和认识的分析可知，这类认识都是不能确证的，可以认为是无根无据的（王先胜《八卦起源占卜（数卜）论分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考古界的学者一般都接受了这类似是而非的观念和认识，或者在面临相关或可能相关的考古材料时不能使研究深入下去，因而继续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和认识，举例而言：

逄振镐先生说：“八卦的起源当与龟卜有关，而龟卜最早始于东夷人，是东夷人的发明创造。”但是他对此并未提出有说服力的论证。其论述过程云：“《寰宇记》云：‘伏羲于蔡水得龟画八卦之坛’。《易·系辞》亦云：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于文（纹）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文，即纹。龟亦属鸟兽之类’。‘观鸟兽之文’，即观察龟背甲之纹样，‘始作八卦’，画出八卦之图。如此，则伏羲画八卦当与龟、龟卜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又云：“从大汶口文化时期起，东夷人可能已把龟和龟甲作为一种通神灵、知吉凶、未来先知的宗教神物而随葬于墓葬之中，成为一种埋葬习俗。大约从这个时期开始，龟甲可能就已经作为宗教占卜的龟卜而使用。直到龙山文化时期许多卜骨的出现，殷商时期大量卜甲卜骨的发现，都是一脉相承的。可见，原始八卦的起源，当起源于大汶口文化时期”（逄振镐《论原始八卦的起源》，《北方文物》1991年第1期）。“伏羲于蔡水得龟画八卦之坛”为中国古籍中众多类似神话资料之一且年代属于较晚近者，不可据信；释“观鸟兽之文”为伏羲观察龟背甲之纹样而画出八卦之图，也属牵强附会。故论八卦起源与龟、龟卜有关实为无据。殷商时期卜甲卜骨虽然与史前时期墓葬龟甲及卜骨有文化上的承传关系，但无论殷商甲骨或史前甲骨都非八卦之源，既无学理上的支持也无考古证据。逄先生对大汶口文化出土镂雕象牙梳雕刻图案的释读有开创之功，也有可取之处，但尚没有切合该图案的实际，如将15组三画线纹构成的“8”形和“S”形都视为“S”形是其疏漏，故其对该图案的释读和理解也未能深入（逄振镐《论原始八卦的起源》，《北方文物》1991年第1期）。

张得水先生说：“如果说贾湖裴李岗墓地出土的刻符龟甲、龟腹石子属孤例的话，那么山东大汶口文化出土的随葬龟甲再一次证明了当时已经出现卜卦。”又说：“八卦说到底也就是一种卜筮文化，其中龟卜是其重要的占卜方式……尤其是安徽含山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发现的八卦占盘与玉制龟甲同出一处，证明龟卜文化与八卦在新石器时代就存在着直接联系。同时也说明，八卦起源于巫师的卜筮活动”（张得水《新石器时代典型巫师墓葬剖析》，《中原文物》1998年第4期）。张忠培先生在多篇文章中称史前墓葬龟甲及含山凌家滩出土刻纹玉版为“卜卦器具”、“占卜器具”，如1997年论大汶口文化墓葬龟甲为卜卦器具（张忠培《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文物季刊》1997年第1期），称“含山凌家滩伴出钺和占卜器具的M4随葬品丰富……”（张忠培《中国古代文明之形成论纲》，《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1998年说“凌家滩M4随葬的玉质卜卦器具……”（张忠培《中国考古学世纪的回顾与前瞻》，《文物》1998年第3期），2000年又称大汶口文化、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的墓葬龟甲为“卜卦器具”（张忠培《窥探凌家滩墓地》，《文物》2000年第9期）。这些说法都是将史前墓葬龟甲及凌家滩出土刻纹玉版（张得水先生所称“八卦占盘”）视为占卦器具，而且认为八卦起源于占卜，但它们其实都是没有根据的。张忠培先生在《窥探凌家滩墓地》一文中引述了三个方面的依据以证其观点：一是俞伟超认为含山玉版是卜卦器具，二是张忠培自己对大汶口文化墓葬龟甲的认识，三是有关学者对贾湖墓葬龟甲的认识（张忠培《窥探凌家滩墓地》，《文物》2000年第9期）。关于大汶口文化墓葬龟甲，张先生引述了他自己的讨论：“至泉护村遗址西阴文化遗存二期之时，在大汶口文化刘林期及与其相关文化的居民，已存在卜卦。依定年代较晚的含山凌家滩M4出土的玉龟为卜卦器具之说，似乎亦可将大汶口文化刘林期的一些墓中随葬的龟甲视为和玉龟功能相同的器物”（张忠培《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文物季刊》1997年第1期）。依据的仍然是俞伟超先生对凌家滩出土玉龟甲及玉版的认识。关于贾湖出土龟甲及目前所知史前墓葬龟甲，目前尚无证据或依据能够说明它们是用于占卦；即使它们用于占卦，其前提也是八卦六十四卦的存在，而不是证明八卦起源于占卜、龟卜、数卜（王先胜《八卦起源占卜（数卜）论分析》）。因此下面我们考察一下俞伟超先生对凌家滩出土玉龟甲及刻纹玉版的研究和认识，看这种“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张忠培语）、为“卜卦器具”的意见是否正确。

为什么要严谨、认真对待及运用太极八卦和易学基本知识？简单地说：因为它很重要，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文化中影响广泛深远，甚至可以认为它们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文化之根源和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如果说简单地称《易经》、太极八卦为中国文化之根源、“易道广大，包罗万象”不太符合实际的话）。这个判断不仅从历代易家、易著之认识可以得证，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各门学科与太极八卦、阴阳五行、易学思想之关系可以得证，而且从上述所引资料、研究亦可窥探。更简洁地说，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道两家乃至先秦诸子百家均受到易学、易道的深刻影响是没有疑问的。既然如此，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就不能不认真、严谨地对待易学问题，这是不能回避的，也是不能简单化处理的。要探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之谜，可以说随时随地都可能碰到易学问题；引述《易经》、太极八卦问题以证自己观点或者彰显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文化之渊深、博大、辉煌，也是学人们常干的事，如前述有关著作所涉及。不严谨、认真对待易学基本知识，既不能彰显中国古代文化、佐证自我观点，更无法揭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之谜，使历史、考古研究深入下去。故有必要倡导中国学者严谨、认真对待太极八卦问题、易学问题。

笔者曾经指出“当代中国易学研究与考古学、考古资料基本上是隔离的”，易学家对考古材料了解甚少尤其是“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及考古资料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而考古界的学者“因其主要精力不在易学方面甚至不接触易学或在易学方面没有较详备的知识和较深入的认识，因此他们常常错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易学资料或不能依凭考古资料在易学研究上深入下去”，认为“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甚至史前考古、史前文化研究来说，易学（特别是象数易学）及与之相关的远古天文历法研究、史前文化传承方式研究显然是一个关键环节，易学介入考古，是双方面的需要”（王先胜《揭开易学界的神秘面秒——当代中国易学研究反思录》），也曾经建议“中国的考古家特别是研究史前文化、先秦文化的学者要补上易学特别是象数易学和古代天文历法这一课；中国的易学家应该将主要精力转向于研究考古材料，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特别是史前考古、史前历史文化研究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并解决《易经》八卦的起源、流变问题，以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理性精神的培养”（王先胜《“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社会科学评论》2005年第1期）。这里有必要再作强调：中国先秦时期历史、文化尤其是史前考古、史前历史和文化研究与易学之关系至关重要，前者的突破有赖于后者，而《易经》、太极八卦、阴阳五行、河图洛书的真相揭秘也有赖于对史前考古材料的认读和研究，二者互相制约，也互为因果。伏羲画卦、神农《连山》易、黄帝《归藏》易、“三皇五帝”得河图洛书等等，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乃至为核心内容，因此研究中国传说时代、史前考古、史前历史和文化不能回避这些问题，也不能作简单化处理，考古学家不能不懂太极八卦和易学的基本知识。

俞伟超先生研究凌家滩出土玉版和玉龟甲，文章的题目就叫《含山凌家滩玉器和考古学中研究精神领域的问题》，认为“以为考古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甚至仅仅应该是物质文化”，这种看法不妥，是我国考古学界长期存在的“一种非常片面的看法”。他说：“五十年代的中国考古学，当然是以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国考古学研究为基础而开展起来的，也就是以欧美的考古学的方法和理论为基础而开展起来的。但当时的政治环境是‘一切学苏联’，从而一方面是很快就把考古学研究的目的提高到了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另一方面却长期以为考古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物质文化。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矛盾。物质文化当然不包括人们的精神活动和社会关系，而要探索古代历史进程的规律性，又岂能不涉及精神活动和社会关系？”告诫我国广大考古工作者“首先应该从以物质文化研究为主要宗旨的思想包袱中解脱出来，多花些精力来研究考古学资料所包含的古代精神活动方面的问题。走出了这一步，人们就会感到原有的方法是多么不足……”。这些认识无疑是很有见地的。张忠培先生《窥探凌家滩墓地》一文，当然也是在这方面的一种努力。可惜两位著名考古学家都不懂太极八卦，欠缺这方面的基本知识，致使对含山玉版、玉龟甲、史前精神文化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没能深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