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史学史比较带有通史性质介绍的著作，在世界上不是很多国家有，美国算一个。一本是嘉德纳(Charles Gardner)的《中国传统史学》④1938年出版，这是美国第一本有关中国史学通史的著作，也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相当早的著作。当时在哈佛大学的杨联升教授曾为之作序，肯定这本著作的开拓意义，而且认为甚至在若干年内，都将是一本必读的著作。⑤耶鲁大学芮沃寿(Arthur F．Wright)教授也写过书评，认为嘉德纳的著作足具开拓价值，是理解中国史学的指南，对青年学者的学术训练有重要影响。⑥ 
    还有一本有影响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就是韩玉珊的《中国史学纲要》，1955年出版。这本著作介绍了中国史学家的角色和地位，谈了中国历史编撰学存在的问题，对中国史学的若干问题如史评、金石学等相关学科作了分析，并对中国史学的分类作了介绍。韩玉珊当时是洛杉玑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他在书的序中写道：美国的第一本英语的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书出版已经有l7年了(指嘉德纳的《中国传统史学》——笔者)，现在看来，基本的陈述方面“还要增加些东西”。⑦他想对前面的著作有所补充。这本书影响也很大，费正清亲自为之写了书评。最近又有一本新的著作，是伍安祖(Ng，On-cho)和王晴佳合作撰写的，书名是《世鉴：中国传统史学》(Mirroring the Past：The Writing and Use of History in Imperial China)，⑧这是继嘉德纳和韩玉珊之后，美国第三个英文本的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专著。
     (2)美国对当代中国史学的研究十分关注。 
    美国一直视中国为重要战略国家，也由于冷战的关系，对中国的发展十分关注。由此也非常关心当代中国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情况。几十年如一日，没有停止。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笔者谨介绍几个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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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A Critical 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s．Introduction Note．P．3，Waverly Press．Inc，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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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Joseph R．Levenson，Revolution and Csmopolitanism：The Western Stage andChinese Stages(Berkley：University of Carlifornia Press，1971)，P．55． 
 ②Tanya Storch：Chinese Buddist Historiography and Orality，Sino-Platonic Papers，Number 37，March，1993．
 ③笔者在哈佛大学的档案馆发现了他l968年关于这一研究的一个读书札记，这是有关他这一问题研究的最早史料。现在这个资料已经翻译出来刊登在《海外中国学评论》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④Benjamin I．SchwaKz．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提法的基础上阐发了“超越的时代”的观点，所谓“超越的时代”，就是主张孔子和苏格拉底对话、苟子和柏拉图对话、墨子和霍布士对话。①他强调包括中国古代文化在内的人类先知文明起源的同步性，反对所谓的“西方中心”取向。他对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史学和传统文化的研究都建立于这样的认知基础上。1995年，史华慈在题为《中国文化之历史观：若干比较性的思考》的论文中，着重分析了中国史学的研究特色。他比较了中国和欧洲史学，认为中国史学最关注的是人的历史与非人的历史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中国古代史学主要研究人与道的关系。他认为这种天或道的看法显示出中国人相信历史中存在着一些非个人的形式或力量，“中国的势、时、自然这类的词汇，会令人联想到我们的文化中那种有关自然发生、非个人的过程的观念。”② 
 史华慈的学生——著名思想家杜维明认为，《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所讲的故事中，中国的思想家们正在不断地和摩西、亚里斯多德们对话，“史华慈将他所钟爱的地方性知识小心翼翼地转化成全球意义的话题。”③这正是美国和国际学术界十分关注的话题，即人类文明比较的话题、史学比较的话题、中西比较的话题。
 美国关于中国史学研究的著作，不少涉及这样的研究，寻找中西史学的沟通。伊米拉学院的葛朗特·哈代(Grant Hardy)，发表题为《司马迂的多重叙述：中国古代史学能否对现代西方史学有现实贡献》的长篇论文，将司马迁的观点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等西方史学家的观点做了比较。他认为司马迁的历史研究方法提供了连贯的历史方法的画图，为西方史家摆脱传统历史编纂模式提供了思路。④吴佩宜(Pei．yi Wu)撰写题为《儒学的影响：传统中国的自传9(1993)的著作，对中西个人传记作了比较，认为两者研究旨趣和记载内容存在极大差异。史嘉柏撰有《过去的模式：中国古代史学的模式和思想》，⑤通过对《左传》和《国语》两个古代文本的探讨，寻找中国史学的起源，与西方史学尤其古代希腊史学做比较的研究。认为《左传》和《国语》构成了古代中国历史叙述的基本架构，以孔子的观点解释过去并为现实的人提供训诫，显示聪明的中国人知道如何来写历史；而高教养的贵族还利用语言形成记忆，寻求规范社会的准则。这本著作获得2003年美国亚洲协会的列文森奖。
 (4)华人学者的作用和注意培养中国史学研究的专家和队伍。 
 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尤尔根·科卡(Jurgen Kocka)曾经在华东师范大学说过纠结的历史研究方法问题。⑥他认为，有时候的历史状况，是研究对象的互相纠缠和勾结，在历史进程中互生互长、互相影响，谁也离不开谁。我觉得美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中有这样的情况。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或者华人历史学家，在美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过程中，始终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这是我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必须注意到的一个历史现象。 
 从时间表看，在美国，涉及中国史学或文献学研究相对较早的学者，是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洪业先生。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后赴哈佛工作。在哈佛燕京学社主持引得编纂工作20多年，出版引得64种多。⑦洪业的工作为美国的中国史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学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他的引得被誉为“20世纪上半叶研究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固洪业还一直感兴趣于《史通》研究。他在30年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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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林毓生、林同奇先生的看法比较深入，可参见两位发表在《世界汉学》2期(2003年)上的文章《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史华慈史学思想初探》等。 
 ②史华慈文收入《中国史学史研讨会——从比较观点出发论文集》，稻香出版社(台湾)1999年l2月出版。这是他在1995年3月德国海德堡大学组织的“中国史学之比较观”的会议中提出的观点。 
 ③《史华慈叙事的人文主义视界》，《世界汉学》2期(2003年)。 
 ④他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94年2月的美国史学理论刊物《历史和理论》。 
 ⑤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这是在他1995年博士论文《中国历史学的创立：<左传>、<国语>中的语言表述》的基础上完成的专著。 
 ⑥尤尔根·科卡(Jurgen Kocka)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题目是《历史学家如何超越民族史、国别史》，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载《海外中国学评论》(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⑦编纂处整理了《二十四史》里的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还出版了《二十四史》综合艺文志(书目)及综合食货志(经济)的引得，以及《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等。
 ⑧陈毓贤：《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 
 
 表了《史通点烦篇臆补》，以后还撰写关于《史通》的英文译注。他强调要让西方人知道中国史学的造诣之深、发展之早，《史通》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讨论史学体例的著作。①洪业还撰写了《公元719年唐朝廷的关于著书目录的辩论》(1957)、《公元708年前的唐代史学编纂署》(1960．1961)、《唐代史官的辞职信》(1969)等重要学术论文。 
 在50年代，杨联升对《汉书》、《史记》的翻译都有及时的书评，对翻译内容及其准确性提出看法和商榷意见。②杨联升撰写了多篇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论文如《中国传统的编史工作》(1938)、《二十四史称呼之理论》(1947)、《古代中国历史研究之发展》(1952)等。
 费正清的现代中国学也一直得到华人学者的有力支持。邓嗣禹、孙任以都、房兆楹等几位学者都曾帮助池整理过清代史料。他们对中国文献学、史料学乃至史学史研究的扎实工作，奠定了费正清现代中国学的史料基础，同样也促进了美国对中国文献学、史学史的研究。 
 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教授，在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方面研究的成果也十分突出，著有《戴震和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1976)、《历史和思想》(1976)等。他认为应从“内在理路”来理解明清之际的思想转变，这是增加对思想史理解的层面。他的著作还有《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1984)、《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1991)等。在弗吉尼亚大学执教30年的汪荣祖教授，在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方面的成果也十分突出。先后撰写过《史家陈寅恪传》(1976)、《史传通说》(1988)、《康章合论》(1988)、《章太炎研究》(1991)、《史学九章》(2002)等史学专著。

 2、法国 
 法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也有相当深入的成果，毕竟是世界汉学中心，新人辈出。 
 其一，法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有突出影响者，还是当年沙畹(Emmanuel Edouard Chavannes)对《史记》的翻译。他在1890年，就撰写了关于司马迁的论文。②1895—1905年间，他进行了《史记》的翻译工作。这些本子包括：第1卷，序论，从《五帝本纪》到《周本纪》，1895年；第2卷，从《秦本纪》到《孝武本纪》，1897年；第3卷，从《三代世表》到《将相名臣年表》，1898年1第4卷，从《礼书》到《平准书》，1899年；第5卷，从《吴太伯》到《郑世家》，1901年；第6卷，从《赵世家》到《孔子世家》，1905年。他的翻译，译文正确，考证精到，注释十分详尽。他还为这本翻译著作作了序，长达二百多页。序言可以看出，沙畹的研究十分精深。他在序言中介绍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他认为这部著作采用了诗、赋、论、策、碑、铭、对话、民谣等各类文体形式，以此作为了解远古时代和三代历史事实的记录源泉，恰到好处地把他们安排到全书的各个篇章，尤其是《本纪》。沙畹说，司马迁的研究和对资料的使用，“成功地打破了传统的枯燥无味的色彩单调的编年体史书的著述局限，在历史著作的著述技术上也是一大进步。”③沙畹对《史记》的研究，很受学术界的肯定和推崇。学者称，沙畹是以人文科学的新方法来开辟西方汉学新途径的学人，“其从司马迁《史记》的译著中，足见其具有历史方法论；其从西突厥资料一书中，足见其善用人文地理学的见地；其在中国西北部的考古工作，足见其考古学的成就。”④学术界对沙畹所写的序言评价很高。石田干之助认为，沙畹的《史记》序言，“以精到的赅博的文笔对《史记》进行了详细的溉说……更进一步对其所使用的资料等文献进行论述，特别有关《尚书》的史料内容”，“此一序论对古代经学史的研究也有不少贡献，然后是他以记事方法和史料批判的态度对《史记》进行审查。”⑤戴密微强调，沙畹的《史记》研究是“法文汉学的巨著”。这个译本迄今被认为是《史记》研究的经典作品，在西方汉学史上前无古人。
 其二，法国汉学是世界汉学的重要营垒，大家辈出。沙畹之后，有伯希和(Paul Pelliot)、戴密微、谢和耐(Jacques Gemet)等重要学者。这些学者研究领域各有侧重，没有在中国史学方面做专门意义的研究，但他们的探索和研究中，对中国历来重要史学家或史学著作多有涉及，留下深刻痕迹。像戴密微，学术旨趣十分广泛，对于中国的哲学、史学都有精深研究。他写过庄子研究的文章，也写过戴震和章学诚研究的文字。关于章学诚的文章，就发表在浦立本的《中国与日本的历史学家》那本著作中。他对章学诚的评价相当高，认为是中国第一流的史学天才，学术地位可以与阿拉伯的史学家伊本凯尔或欧洲最伟大的史学家并驾齐驱。谢和耐是戴密微的学生，研究社会史和经济史，对晚明的社会和思想研究也情有独钟。他研究过王廷相、唐甄等16—17世纪的思想家，对于王船山也作过一段时间的专门探讨。曾经化时间专门研究了《读通鉴论》。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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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Geoffrey Barractough，Main Trends of Resae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History，Mouton Publishers，1978。又，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中国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出版。 
 ②Le trait SUT les sacrifices fong et chan de Se ma T’sien，tr．en fran?ais par Edouard Chavannes．Peking， Typographie du Pei-T’ang，1890．”Extrait du Journal of the Peking oriental society．”xxxi，95 P．25 cm．(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收藏此书，书号：(W)| BLl801．S681890x) 
 ③台湾学者王尔敏有《中国文献西译书目》，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对海外中国史学著作翻译情况有比较具体介绍。刘正著《图说汉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中也有介绍。 
 ④参见李璜：《法国汉学论集》(珠海书院出版委员会1974年出版)。 
 ⑤石田干之助：《东洋学杂钞》，见《石田于之助著作集》第3卷，六兴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⑥参见谢和耐：《二战以来法兰西学院的中国学研究》，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3期。 
 
 其三，法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有很好的传统，大师们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的经验、方法和传统，一代代传了下来。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也一样，一位名叫让·沙波尼尔(Jean Charbonnier)的学者撰写过题为《中国当代历史评注》的博士论文。①此外，法国的一些重要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都写过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编纂学研究的论文，如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界对辛亥革命的评价》、②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ere)的《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③等。

 最近，法国学者撰写了关于清代学者戴名世研究的著作。中国中华书局已经翻译出版，书名《戴名世年谱》，90万言。戴廷杰(Pierre-Henri Durand)是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研究员，魏丕信(Pierre- Etienne Will)的学生。戴名世和《南山集》案的研究，清史中虽有所述及，但专著少见。戴廷杰的著作校订了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戴氏生平与家族谱系资料，收录了《戴名世集》未收之佚文百余篇；还在考订的基础上，编有与戴氏及《南山集》文字狱相关的六百余人生平传记。④编纂技术上，作者运用中国年谱的史学功能，在考述传主生平、士林交游、《南山集》史事诸多问题上，又显其史学考据、标点．比勘、辑佚等各方面过硬功夫。⑤《戴名世年谱》12卷正谱外，增设《后谱稿》等。《后谱稿》始康熙五十三年即谱主被诛次年，迄清末，历时200年有零，用以记谱主身后案件余波，包括遗作的编纂、题记、刊行等情事。这是有原创意义的新做法。

 戴廷杰在编纂思想和理念方面有自己想法。他认为历史学家的责任要“恢复事情的原状”，“甚或还历史的真相”。他认为中国史学方法和理念对自己意义特殊，仅限于今天西方汉学的标准，写不出年谱。他说，原本以为这样“博学的工作”“应该留给中国学者做”，自己则从事所谓解释及叙述历史，然而一旦投入后，顾虑和犹豫便“烟消云散”，撰写激情“一发不可收拾”。他说，撰写年谱“让我认识到坚实的博学工作的益处，”“感到这一任务的崇高”。⑥
 中国学者颇称赞作者扎实的史料工作。来新夏教授为这本书写了书评。⑦戴廷杰回应时强调：“博学的工作不能因为要叙述历史而受到忽视，二者不是可以同轨，而是应该同轨。”戴廷杰的研究说明：中国学者可以借用西方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做出好文章，西方学者也可以借鉴和使用中国优秀的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做好研究——人类史学只有这样互相借鉴和交往，才会互取长短而更发达。
 3、前苏联与俄国 
 俄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也比较早，1823年，利波菲索夫(Lipofzoff)选译过《明史》。l829年，比丘林还将朱熹的《通鉴纲目》翻译成俄文本。也是这一年，比丘林所撰写的《成吉思汗家族早期的历史》，很大部分来自对《元史》的翻译，所以俄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还比较早，做了一些基础工作。


 前苏联学者对中国史学情况的探讨基本是全方位的，有核心人物，有基本专家、有队伍骨干，包括有专门的研究集刊如《亚洲国家的史学史和史料学史》、《中国的历史问题和历史学》、《东方国家的历史学》、《普及历史问题的编纂和史料学》、《东方国家的现代史学》等。
 前苏联和俄国学者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情况还远不止这些，我们尚需培养专门人才，化大功夫去研究和探讨。 

 三 韩国、日本对中国史学的研究 
 
 1、韩国 
 韩国是世界上对中国史学研究最早的国家之一，可谓传统悠久。早在1403年，即朝鲜太宗三年，元代胡一桂著《七史纂古今通要》刊行；世宗七年即1425年，司马迁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在韩问世；又二年，《史记世家》问世。世宗在位期间，刊行的中国史学著作还有班固《汉书》、《资治通鉴》等。朝鲜宣祖时代，中国史学著作还有范烨的《后汉书》、余进的《十九史略通考》等刊布。在英祖时代，刊布的中国史学著作包括《十九史略谚解》等。在古代朝鲜，一些文人还展开对中国史学著作的研究，如显宗八年即l667年，姜沆有《纲鉴会要》等著作；肃宗四年(1678年)，赵维韩有《史纂抄选》等著作。肃宗三十四年(1708年)，权以生有《史要众选》；正祖十五年(1791年)魏伯王奎有《十九史略续集大明纪》等。古代朝鲜对于中国史学的研究的态度是真诚深入的。①他们留下了比较好的研究传统，为后来韩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奠下了重要基础。一直到近代以前，中韩对史学的研究和理解基本是相通的。
 当代韩国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在历史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根据韩国学者李润和的统计，②从1950年到2004年，韩国学者共撰写过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论文l54篇。从先秦到现当代，各个时期的情况都有。 
 韩国学者十分重视对中国史学通史的研究。他们撰写了多部关于中国史学研究通史著作。这当中，有辛胜夏的关于中国史学的研究专著，③卓用国撰写的《中国史学史大要》(探求堂出版，1986)，④申龙澈的《中国史学史概要》(新韩社，1997)、李启命的《中国史学史纲要》(全南大出版社，2003)等。他们还十分关注中国史学研究的成果。目前被翻译成韩文的中国史学著作主要有两本：一本是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取名《中国史学史讲义》；⑤一本是高国抗的《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⑥这两本都是全文翻译本。还有一本是摘要翻译，即尹达的《中国史学史纲》。这3个本子属于中国史学通史的比较好的本子。与其它国家相比，韩国关于中国史学研究通史本子应该说是多的，至少比美国、英国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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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中国学者已经有文章，如《图说汉学史》等。 
 ②参见作者《近五十年来韩国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综述》，这是2005年10月29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和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举办的“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学术论文。
 ③此书为韩文书名。笔者在韩国安东大学人文大历史系李润和教授工作室见到这本著作。 
 ④出版年代不祥。笔者在韩国首尔书店看到这本著作。 
 ⑤辛太甲翻译，新书苑2000年出版。笔者在韩国首尔书店看到这本著作。 
 ⑥吴相勋译，译名《中国史学史》上、下两册，1988年出版。笔者在韩国酋尔书店看到这本著作。 
 
 韩国学者也很重视中国古代史学的研究。这方面的文章相当多。而对古代史学史的研究中，又以对中国古代史学经典著作及其史家研究为重。司马迁及其《史记》、刘知几及其《史通》、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等探讨的文章尤其多。其中，对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应该说是最多的。根据李润和所提供的目录，154篇文章中，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的论文不下30篇，几占全部研究的1／5。文章最多的是李成珪。他的研究探索了司马迁对历史和人间关系的研究、司马迁关于历史叙述与文史一体的关系研究、《史记》的构造和时间概念等。一些思考相当深入。他认为《史记》所以历经千年而不衰，关键在于它是一部达到历史产生的根源的历史真实性的史书。他还做了一件类似接受史学中介研究的工作，钻研了16世纪后朝鲜时代约1200种文人文集，发现约有500件与《史记》有关。他仔细探讨了当时文人对《史记》的关心方向和性格。


 日本对中国史学的研究，有一些有国际影响的研究成果。近代以来影响大的，有内藤湖南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专著。他出生于1866年，日本京都帝大教授，对中国文化史、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学史都有探讨。《中国史学史》是他20年代在京都大学的演讲稿本，1949年由东京弘文堂出版。从“史的起源”一直写到清朝史学。这本著作对于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著作和人物有较深阐述。他对《史记》的评价相当高，称《史记》在当时是一部巨著，至后世也受尊崇，“遂于书籍部类中开出一个史部”，“在今日也堪称中国文化的代表巨作。”他写道，《史记》远离当时时尚，以一己之天才囊括古今而成一家之言，“显示出司马迁的卓越见识。”他也赞赏章学诚的史学编纂理论。他写道：“以今天的眼光看，史学不应该仅仅是记录事实的学问，而应该从原理原则的角度把握其根本，这是一种哲学性的思考方法。”“在章学诚看来，所有的学问皆非以哲学为本而是以史学为本，一切学问都归之于史学，不具备史学背景的东西就不能称其为学”。内藤认为章学诚从这个意义上阐述史学，是其学说“最具特色之处。”《中国史学史》还对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些问题提出见解。③ 
 内藤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海外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著作还不是很多，④所以内藤的著作还有相当影响。哈佛大学的杨联升教授曾经撰文评论内藤的《中国史学史》，认为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属于经典性著作，嘉德纳《中国传统史学》是唯一的英文本中国史学史，内藤的《中国史学史》则是“近代学者撰写的部头最大的一部”。⑤杨联升还介绍内藤对中国史学史的分期，称对其评论和内容印象深刻。一直到今天，内藤的这本著作还被认为是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有影响代表作。 
 此后，日本继续有中国史学史研究著作问世。增井経夫的《中国史学史》，1984年由刀水书房出版。被认为是内藤以后的一本比较重要的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专著。⑥增井经夫还撰有《史记的世界》等学术专著。
 日本学者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研究，出现一批扎实的学问家及其著作，如泷川龟太郎(1865—1946)的《史记会注考证》。他用20年的时间进行这一专题的研究，汇集中日两国关于((史记))的各家注释百余种，加以考证。全书以汉文文言文撰写，相当程度上还原了《史记》原文及注释，保留了关于《史记》的很多珍贵文献，为研究《史记》提供了重要资料。中国学者对这本著作评价很高，认为在新的《史记》会注会评本出现之前，这本书一直会是“《史记》研究者案头必备的有用之书。”⑦此外，田中笃实所校《增订史记评林》也是一本精致著作。70年代开始，吉田贤抗、水沢利忠、青木五郎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又做了《史记》的翻译工作。这个译本也比较精到，本纪、世家、列传、书都有翻译，译本附原文，加注释，有评论。吉田贤抗等学者的《史记》译本被认为是与维特金的俄文《史记》本、华兹生的英文《史记》、沙畹的法文《史记》一样，是世界几大《史记》译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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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关于日本古代对中国《史记》的研究，可参见近藤春雄在《日本汉文学大事典》(日本明治书院，昭和六十年[1985年])中对“史记》条的介绍。 
 ②关于日本古代对中国史学的研究情况，可参见朱云影著《中国史学对日、韩、越的影响》，载《大陆杂志》24卷9期。 
 ③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著作提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有专篇介绍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 
 ④当时主要是美国嘉德纳的《中国的传统史学》。 
 ⑤Lien-Shen Yang，History of Early Modern China：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ume 12．Issue 2(Feb．1953)，208—210． 
 ⑥有关的图书介绍称：内藤湖南の史学史以来の待望の书。史书の流扎を氏族史·宫廷史·官傣史と断じ、明以降に民众の兴隆を见る。(历史图书总目录ょり)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史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论与方法。历史事实是不可篡改的，所以要发掘史料、忠实地还历史本来面貌。科学技术发展和人们思维方式更新，确实会影响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手段。海外对中国史学研究也这样。近几年来，后现代主义和新文化史对一些国家的中国学产生影响，所谓的妇女史、性别史、大众宗教、礼俗史、民族史、边疆史等新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出现，都和这些思潮有关。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也受这些学术思潮的影响。现在海外所出现的对中国古代史学叙事方式的兴趣、对中西史学比较问题的关注、对公众史学的推崇、对中国古代史学影响再评价等，都和发展中的史学思潮有关。对这些情况的了解，正是出于对国际史学思潮的认识。 
 ①参见朱政惠：《从接受角度研究史学》，载上海《社会科学》1986年11期。 
 ②外国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著作和文章很多，国内反馈相当少，这是很不平衡的现象。 
 ③参见《关于史华慈的两份重要档案文件》，载《海外中国评论》第1辑。2006年1月。 
 ④参见《中国史学史研讨会：从比较观点出发论文集》序言，台湾，稻香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1968年，史华慈提出重新认识“轴心时代”的问题，强调东西方先哲思想的创造性和平等地位问题。①柯文提出“中国中心观”，批判西方中心观念。美国学者还提出把中国作为理解人类文明及其思想进程的实验室的新观点，包括强调重视社会人文关怀，提出人文关怀和人文教育在物质富裕时代的特别重要性。这些问题针对性都很强，都是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及其史学的过程中发现和提出来的。在史学理论方面，一些美国学者还提出中国古代史学所关注的是人的历一史与非人的历史之间内在关系的观点，强调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特点是研究人与道的关系。这些阐述使很多西方学者觉得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有新的比较的共有层次，有比较研究的合适交汇点。这些问题越来越成为大家关心的话题——一个跨越国界和超越时代的话题。类似这些话题的发掘，都有利于我们对国际史学的新了解和新认识。 
 3、坚持民族史学道路和史学研究的国际化问题。 
 归根结底，我们是为了发展，寻找自己的新出路。实际上还是两个努力方向：一个是坚持中国民族史学的特色和传统，一个是有条件地融入国际史学大家庭。这是老话题，但老话题往往处理不好。 
 回顾使我们发现，要发展好自己的史学，首先要做好对自己的研究。2005年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加拿大学者说，中国学者要走向世界，最重要的是要守住自己的根。所谓守住自己的根，就是研究好自己，保持传统特色，不能妄自菲薄；不要东风来东边倒、西风来西边倒，把自家的根丢了。这种情况不是没有。1995年，在德国的一次关于中国史学的研讨会上，②中国学者刘桂生就严厉批评中国学者妄自菲薄的现象：“中国史家正因为受到了西方的影响而没法正确去理解自己的传统”，“自己的东西变成他人的，而他人的东西离自己的大远。”他讲的确实是严肃问题。中国学者不深刻研究好自己的史学，不可能拿出特色的绝活与别人交流。 
 诚然，在坚持自己特色研究的同时，还要注意研究和考察海外中国史学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体现国际前沿的学术思潮和方法，并有批判地消化吸收，成为自己史学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法。现在海外学者对大众史学、公共史学的研究，都有国际史学思潮影响的背景。中国史学研究的边缘化趋势令人担忧，市场大潮引起的人文素质培育受冲击，都呼唤公共史学的出现和发展。海外学者的一些建议值得学习和借鉴。中国史学要有海纳百川的精神。
 回顾也使我们有这样的启示：中国学者要在坚持传统史学特色的基础上走向世界，一定要注意培养两栖型人才。所谓两栖型，一是知识结构的两栖，既有传统的中国文化知识和学术功底，又对西方的理论思想体系了解和把握。史华慈在推荐或介绍学术界朋友时，没有一次不提及这两个方面，特别重视。③还有，就是既要有中国生活和学术的经历，又要有海外求学、语言和工作资历。实际上，能够在东西方学术界游刃有余、两边都接受的学者，也主要是这些人。他们对东方史学和西方学术都比较了解，两边人脉也比较清楚，又有语言优势。我们要重视这方面专门人才的交流、引进和培养。中国当代新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面临这些新问题和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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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笔者在哈佛大学档案馆发现了这个学术笔记，现在已经翻译出来(高勇翻译)，发表在《海外中国学评论》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
 ②即在海德堡大学召开的“中国史学史研讨会：从比较观点出发”国际学术研讨会。 
 ③史华慈对迈斯纳这样评价：“迈斯纳教授是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领域里的最杰出、最有创造精神的学者。他把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把握和近代社会理论的广博知识结合起来。他是现在工作在东亚研究领域里的最有创造性理沦思想的学者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将不仅是对中国学研究的贡献，而目也是对整个比较社会思想研究的贡献。”他提出了两种学术共融一炉的问题。 
 (文章原载〈史林〉2006年4期，〈中国经济史论坛〉转载2007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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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世界史的德国大史学家兰克批评中国史学：
“中国有冗长的编年历史，但充其量只是一部自然历史，而非真历史。”

以研究史学史理论及探讨历史起源而驰名的英国史学家巴特菲尔德曾公开评判中国史学：
“虽然我们常常自我提醒，西方文化独能发展自然科学，可是我们每每忽略西方文化同样地以富有历史观念，而卓然与世不同。古代的中国，科学工艺甚发达，历史著作极丰富，但是未臻于相当于西方17世纪科学“歌名”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史学运动的境界。“

时隔不久，这个巴氏又在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就《历史与人类对过去的态度》演讲，再次对中国史学大肆批评：
“我相信没有任何文化，比西欧1450年到1850年间的文化，更富有历史观念。……中国史学未能达到一较高的境界，不配我们称之为……中国人不能到达我们所谓的‘综合’境界，中国人没有发展历史解释的艺术……”

英国史学家丹斯在其著作《历史出卖者》一书中猛烈抨击中国史学：
“在中国……直到最近，他们未曾有接近西方的精确史学。纵然在近代，他们也未储蓄公文一类的历史原始资料，像我们西方所做的。”